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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时，他的淮西的部将才向朝廷投降。于是这一阵藩镇之乱的浪潮终于平息
了。
叛乱的后果
朝廷企图重新树立中央控制的最后结果到底怎样？德宗显然完全没有完
成他的主要目标。他不但没有使搞自治的藩镇重新置于坚强的中央控制之
下，而且还不得不同意正式批准它们自治来解决问题。不过也有些收获：襄
阳作为一个自治地区已不复存在；河北因新设了两个新划分的藩镇，其政治
地理已大有变化。它们是义武 （由易州和定州组成）和横海（大而富饶的沧
州），二者实际上与其他藩镇一样享有自治权，但由于幅员属于中等，所以
不得不与朝廷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朝廷也能在这一区域把它们用于有用的战
术目的。东北的几个大藩镇依然咄咄逼人，虽然特别是成德发生了相当大的
地理变化 （见地图15）。尽管李希烈已死，淮西仍不受中央管制，它的领袖
人物的独立性不亚于以前的李希烈。
用武力推行中央控制的失败对全国受朝廷控制的其他藩镇的影响是很大
的。中央政府国库空虚，威信扫地，不得不回头实行保守政策，即与关键的
地方势力和地方利益集团尽量减少摩擦。德宗的政府就这样接受了一些重大
的妥协，如让节度使们在一个职位上保持很长的任期（有时是为了避免某节
度使在死前发生接任者人选的冲突），授予形形色色的篡权者和兵变者正式
的职位，甚至试探地方的驻军能否接受地方职务的可能人选。控制地方的问
题 （特别是对有强大军队的藩镇的控制问题）不但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朝廷
①
无力或不愿采取有力的纠正行动的迹象日趋明显，这些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国家的财政也遭受不利的影响。两税法仍
在实行，但弊端百出。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叛乱结束之后开始的长期通货紧缺。
但德宗本人鼓励地方送上直接入他私囊的法定以外的贡礼 （这无疑有损于应
归国库的正规的税收份额），从而助长了地方官员日益严重的财政自治和不
法行为。况且，两税法的基本弱点暴露出来了，政府简直不能推行改革制度
的一切规定，例如，不能禁止开征特殊的或“附加的”捐税。正如807年极
有价值的《元和国计簿》所证实的那样，中央只能保持对长江流域八个藩镇
的有效的财政控制（虽然其他地方肯定也以某种形式上缴岁入），而且从德
宗统治的第一年起，在册的总的纳税户数至少减少了三成。①
于是，总的来说，781至786年的一次次叛乱更加深了安禄山之乱造成
的后果。唐皇室在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皇位：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
从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它的不受挑战的政治中心依然在西北
的长安。第二，由于大部分藩镇的岁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当局自行处理，
中央政府唯一可靠的财源是长江诸镇。因此，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
①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206—207 页。
① 见《册府元龟》，卷486 第19 页；《唐会要》，卷84 第1553—1554 页；本书地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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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已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
（见地图15）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
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帝国的东北角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镇抱
成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据此
看来，恰恰在与以往形势的延续性方面，这一世纪第二个25年的大叛乱与第
三个25年的大叛乱是不同的。安禄山之乱引起了朝一个新时期发展的全面变
化，而781至786年的几次叛乱虽然与前者相比都是军事事件，但引起的是
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虽然皇室权
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衰竭，但成为帝国特点的一种松散结构却使它能够经
受得住战争和暴乱的猛烈冲击而不致产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松散结构的基本
特征是，诸镇的大部分主要受益者无意于争夺皇位，而是满足于控制各自的
地盘。这样的选择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次次叛乱进一步削弱了中央的
控制和巩固了地方的权力，其后果是严重的，但不是不可挽回的 （虽然当时
许多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已经不可逆转了）。事实上，它们的主要意义在于使
中央企图重新控制诸藩镇的努力倒退了约30年。
德宗之治的晚年
德宗又统治了20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他对藩
镇的苟安政策的名声在传统历史学家的心目中是很不好的，他们假定他应有
其他的选择，因而谴责他的政策为“姑息之政”。不管他是否过于谨慎，从
这时起藩镇和军队造成的一次次动乱的确突出地显示了中央政府处于持续不
断的虚弱之中。他在位的25年中，朝廷在恢复对高级地方官职的任命的控制
和让更多的官僚代替职业军人担任这些职务等方面，仍取得了稳步的进展。
①
到804年，有一半节度使是官僚而不是军人。此外，即使说785年德宗对藩
镇的政策显得软弱，他也不是一个软弱的胆怯的君主；因为从786年起，德
宗采用了另一种行使君权的观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国家
权力和资源的部分。这样，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与君权有最直接关系的基础
——它的心腹要地、保卫要地的军队和朝廷财政——以及加强他的个人控
制。由于首都的安全直接取决于西北边境的安危，所以他花费了大量经费和
力量去扩大和维持那里的军队，这是帝国中由中央供养的唯一的对外军队。
西北防线的这种改进与神策军的强化有关，德宗把这支军队视为防止他再遭
783年所受创伤的最可靠的手段。当这些军队扩大时，其中有几支被派驻在
边境 （这意味着朝廷的权力达到了直接负责对外防务的程度）。还难以确定
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神策军的规模。到德宗朝末年，在边境和在京师附近的神
①
策军总数似乎已达到20万人。 部分地由于这些措施，这一关键的边境地区
一直安全无事，到他统治之末，皇帝已能立刻调遣一支强大的和训练有素的
军队。
德宗在寻求财政收入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就。有些对他有点苛
求的史料把他描绘成一个爱财贪婪的统治者。他显然决心永远再不让自己陷
① 见本书第502 页注①所列的参考材料。
①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北京，1957 年），第94—95 页；关于全面的论述，见小畑龙雄：《神策
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 年），第105—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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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经费拮据的困境。所以决不计较取得经费的方式。但他这方面的成就却有
损于财政机构长期和正常的运转。前面已经提到，他鼓励向他进“贡”，这
本质上是地方节度使们向皇帝纳贿的一种手段。他对正在实行的两税法的缺
点和弊病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纠正的意向，而陆贽对这些问题在794年的六点
②
奏议中已作了有力的揭露。其中最严重的弊病是在通货严重紧缺的情况下继
续以旧税率缴纳现金——这一情况使中央或地方征税当局大受其益，而纳税
者则深受其害。
德宗还全神贯注于日常的朝政，不愿放权，对官僚集团也不信任。他使
自己囿于小天地中，决心要当一个无可争辩的君主。他日益转而使用宦官去
执行重要的任务，因为他们除了向皇帝请示外没有地位。在他在位时期，宦
官取得了京师神策军的指挥权，并越来越得力地被派往地方政府中充当皇帝
的代表——监军使。从783年以后，宦官对京师军队的控制几乎成了定制，
而且是他们在中央政府作为支配势力崛起的主要因素，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
其他章节另有论述。相反，这里主要关心的是监军使的制度。①
使用宦官在军队指挥机构作为观察者的措施在安禄山之乱以前就开始
了，但这类任命在当时纯粹是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且是专门针对边防军的。
随着以后事态的发展，这一官职成了叛乱的产物，因为宦官可以为皇帝提供
（或似乎可以提供）与军方联系的最可靠的联络员，不但在叛乱时期，而且
在随之而来的动乱时期都是如此。在代宗时期，宦官监军使按常例依附于地
方的和边防的军事机构。按照代宗对藩镇采取的相对消极的政策，他们似乎
不积极地干预地方事务，但主要是给皇帝提供情报，其途径既独立又不同于
正式的官僚渠道。即使这样行使职权，他们的存在一定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也
有所约束，因为他们呈上的情报肯定会影响朝廷对各个藩镇的政策，从而影
响以后对它们官员的任命。此外，身处君侧的地位本身就是权力的源泉，监
军使作用的扩大和他们与供职所在地的节度使的冲突的潜在可能显然都是存
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