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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的重视，因而很少被注意，虽然帝国往往要依靠他们才能顺利活动。虽
然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文武官员之间的鸿沟尚未形成，军人相对地说也几乎不
被人注意，并且对他们的描写一般都用否定的语气。在唐代后半期管理皇宫
并在宫廷政治和军务中起重要作用的宦官尤其受到敌视，因为修史者本人就
是官僚，他们深刻地了解宦官对朝廷文官的权势所构成的威胁。
这些普遍的局限性在本书论述的整个时期的全部官方记载中都存在，并
且也的确出现在绝大部分传统的史书中。另外，认清以下的情况也很重要：
甚至在以朝廷为基础的官方记录的性质造成的这些局限性中，这些历史对各
代皇帝在位期的记述的质量和繁简程度也大不相同。①
现存的隋代的记录——《隋书》——编于629—636年，它的志则补于
656年。所以它成书于太宗在位期，当时新王朝急于要树立其合法的地位。
为了做到这一点，此书一般持有敌意，对炀帝时期的大事作了十分否定的叙
① 关于敦煌文书对历史学家的独特价值，见崔瑞德《七至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史》，载《过去和现在》，35
（1966 年），第28—53 页。
① 以下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系根据两篇为1970—1971 年耶鲁大学召开的中国历史学和比较历史学讨论会准
备的论文：崔瑞德：《柳芳：一位被遗忘的唐代历史学家》；《关于编纂唐代史的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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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所以要突出炀帝的缺点，不仅因为他的腐败的统治给唐朝的创建者提
供了夺取皇位的借口，而且因为《隋书》的作者企图以炀帝为例，劝戒太宗
不要效尤。除了这些内在的偏见外，《隋书》的作者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
工作的，因为在隋朝灭亡之际的混乱中，和624年隋朝秘书省的藏书被运往
长安时的偶然事故中，大部分隋的档案被毁。
在唐代，上面简略谈到的官方记录制度和史馆官僚机构都是逐渐形成
的。记录定稿的正规的和按部就班的编纂程序（它成了以后王朝的规范）或
多或少会使人对唐代的情况产生误解。在唐代，只有起居注的编纂贯穿于整
个王朝，它到805年以后才每年被编成日历。时政记只在太宗时期、693年
以后的短暂时期和796至862年间的断断续续的时期才有。有详细规定的、
各官署关于具体项目的定期奏表，在安禄山之乱后准予停止上报。
在847年以后的几代皇帝时期，非常重要的实录根本没有编写。有几代
皇帝的全部在位期或部分在位期有一部以上的实录，其中有几部实录 （特别
是顺宗时的实录）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国史的编写经过也很复杂，但最后的
版本在759至760年由柳芳完成。
除了韩愈写的一部顺宗的实录外，所有早期的编纂记录的情况我们都不
知道。但也许更重要的是，756年以前的唐朝早期记录全在那一年被毁，当
时史馆的馆址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时被焚。唯一留下的记录是史官韦述所写并
保存在他家中的国史的私人底稿。此书由柳芳续至玄宗时期之末，它不但为
941年起开始撰写的《旧唐书》的作者，也为从《通典》（成于801年）开
始的各种行政类书的编者提供了初唐历史唯一的重要材料。实际上，《旧唐
书》似乎收了柳芳的国史的大部分内容，作为它记述唐朝前半期历史的基础。
柳芳的国史提供的记录本身是很零碎和繁简不一的。它是656年以来企
图创作一部王朝记录的几项活动的结果。早期的几种国史，例如柳芳的国史，
都是在政治危机时期写成的。它们对唐初二帝和高宗初期，直至660年前后
的记载是很完整的。关于高宗执政的后半期（此时武后的权势日隆），特别
是关于武后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和后来从691至705年自己称帝的时期，国
史的内容十分简略。历史对武后一贯持敌对和否定的态度。玄宗漫长的执政
期的记录也受到与它的汇编有关的因素的影响。当玄宗仍在皇位时，已有两
部早期的实录被编成，一部的内容约到725年，另一部到741年，它们当然
是歌颂玄宗的。这两部实录可能被用来编写国史。导致安禄山之乱灾难的玄
宗在位的最后几年的记载由柳芳在759至760年匆忙写成，但他并没有当时
的实录和起居注可供参考。柳芳是奉肃宗之命写的；后者已篡夺他的父皇的
皇位，需要在道义上为他的行动辩解。此外，为了修史，柳芳才被免去与叛
乱者阴谋勾结的指控。结果写出的内容无疑对8世纪40和50年代主持朝政
的大臣们及对玄宗本人抱有毫不掩饰的偏见。有关这一关键时期的内容也很
不完整；8世纪60年代有人企图写出较完整的记载，但由于缺乏重要的文献
材料，此举毫无结果。
《旧唐书》和现存的其他重要史料的编修者掌握了以后时期（763至847
年）的更多的文献材料，因为他们有实录作参考。不但正史提供了远比以前
数帝在位时更为详细的内容，而且有许多实录中的文献材料也收入了行政的
类书（特别是9、10世纪的《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虽然这几代的实
录为编修比较完整的大事记打下了基础，但它们引起了其他问题，因为有时
它们抱有强烈的偏见，并且在完成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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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最后的60年，情况又恶化了。武宗以后的几代都未编修实录，941
年《旧唐书》编修者掌握的从847年至唐末这段时期的主要材料是日历。日
历可能不如早期几代的起居注，因为后期唐代诸帝不再每日按时上朝，大量
公务都在幕后进行，而不再进行起居注需要记录的公开议事。更糟糕的是，
这一时期另外的许多文献材料和档案在黄巢叛乱和以后的战争中被毁，因为
这些战乱实际上把长安摧毁了。修史者不得不依靠极少量的私人记载来填补
空白。结果最后几代皇帝的记录质量很差，也很不完整，在修实录阶段才插
入的许多传记干脆空缺。
上述叙事内容详简不一的情况在《旧唐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书直
接而且几乎全部取材于早期的官方记录。《新唐书》的编修者和司马光（他
与他的合作者在撰写《资治通鉴》及《考异》时系统地搜集了当时留存的一
切历史材料）发现自己不能摆脱《旧唐书》采用的基本材料。近代的历史学
家当然更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11世纪仍存在并为司马光及其同时代人所掌
握的许多补充史料现在已经散失。我们描述唐代各时期的详略程度依然取决
于上述的历史编纂学因素。
不幸的是，除了收入主要唐史中的历史记载缺乏均匀性外，可以作为补
充材料的现存私人著作也有时代分布不均的现象。隋代和初唐残留下来的私
人文集比较少，在高宗和武后时期活动的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存著作明显地缺
乏。我们知道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大量著作，但从7世纪后半期残留下来的
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致人们不禁推测可能有过有意压制他们著作的企图。相
对地说，700年以后留传下来的数量较多。在760至850年期间，有大量范
围广泛的私人文集。《全唐文》中远远超过一半的文章是在760至840年的
80年中写成的，对历史学家有价值的重要政论文章甚至有更大部分写于同一
时期。这些论著使我们能够填补这一短暂时期的官修历史记录的空缺，而对
任何更早的中国历史，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上所述，唐代最后几年的
官修记录十分缺乏，而传下的这一时期的私人著作相对地说也很少，不过鉴
于历史记录的质量甚差，现在存在的私人著作就特别重要了。
隋唐不同时期的材料如此严重不均，这对我们了解这关键的三个半世纪
的发展总情况来说，很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学者们对经济、人口、社会、政
治和思想等几乎各个方面的变化进行的详细研究表明，8世纪后期和9世纪
初期是激烈变化的关键时期。情况可能是，这一时期的原始材料比较丰富，
此前和此后的材料则较少，这就使我们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这若干年。我们
掌握的材料的残缺不全性，使我们非常难以对整个唐代作出任何形式的统计
分析，除非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对原始材料的性质进行过细的审查。
唐代还有其他两种重要的材料流传下来，我们可以以此补充官方记录的
不足。第一种是碑文。大量的石碑铭文从唐代传至今日。许多重要的铭文收
于作者的文集中；另一些从宋代起在碑文集中发表；许多未出版的碑文则以
拓片形式藏于中国和日本等地。近年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碑文。
对这些物证的系统研究尚未开始。但它的内容并不新颖，其中大部分为悼词，
与唐代著作中著名的悼词相似。它们提供了许多舍此就不能知道的人物的详
细生平，但所祭悼的对象大都是精英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撰写这些碑文的思
想和信仰背景又与唐代历史学家的相同。不过它们有时确实提供了可与历史
记载相印证的材料，提供了独立于历史进程之外的证据。当两者能互相印证
时，它们就几乎一致证明了这些历史的叙事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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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独立的补充材料是本世纪在敦煌、西北其他地方和中亚发现的大
批当时的文书。其中最重要的是约公元1000年藏在敦煌一佛窟墙内并在1902
年 （可能更早）被重新发现的“佛窟藏书”。这些日期为406至995年的抄
本，以及在干旱的西北 （特别是在吐鲁番）发掘不同遗址时所找到的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