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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皇帝的行为和诏令的主要记录，也是最后编成历朝《实录》的大宗文
献的基石性资料）应交给宰相审查和作编排上的改动，以免“军国大政，传
闻疑误”。他这样关心宫廷记注，不完全是历史方面的原因。李德裕特别注
意去赢得定某些事务为“密”的特权（这些事务太敏感，不应让公众知悉，
也不宜写入起居注），从而增加他实际上指导政府的权力，不受别人干预。①
在这些程序的修改中有一些似乎在李德裕任期内颇著成效，但另外一些修
改，特别是那些官僚们很感兴趣的关于限制皇帝使用翰林学士的修改，受到
了武宗的抵制及其继承人宣宗的忽视。所以总的来说，是李德裕在宰相职务
上的个人作为，而不是行政上的重大结构改变，形成了9世纪40年代的宫廷
政治生活。
武宗和李德裕之间的关系使李德裕有可能取得他的一切成就，因此这种
关系是很令人神往的。这位宰相很有魅力，能言善辩，知识渊博而又精于算
计，城府森严而又傲慢自大，他酷爱奇花异草，所以他只喜欢幽居在自己豪
华的后花园内；但他又决不放弃政治上的刺激。他蔑视宫廷诗的矫揉造作和
举子们的装模作样，但是他本人却是一位相当好的诗人和散文名家；如果有
需要，他也能够采取因袭的态度和做作的感情。相反，皇帝却是既鲁莽，又
暴躁，又执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决断。如同以前的
几位皇帝，宗教像政治那样紧紧控制着他。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
武宗又对道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他统治时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药使
他丧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材料表明，他既患有抑郁症，联系他
②
对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绝对的躁狂症。可是，在李德裕和武宗所分管的事
项方面，却从未见有混乱不清的情况。虽然李德裕很细心地准备他的奏疏，
也强烈地要求应把它们比别人的建议置于优先地位，但他上奏武宗时是把它
们作为出自武宗的圣断而提出来的。李德裕从未犯过把皇帝置于被庇护地位
的错误。至于武宗，他注意自己时不时地不受李德裕的支配而独立行使权力，
以促使大家能看到他们二人之间地位的差别。很显然，终武宗之世他们之间
的关系未受到任何重大损害。
李德裕在对付宦官方面也很细致。一方面，他必须注意他们的愿望，特
别是仍为长安最有权势的宦官仇士良的愿望。例如在840年，一名给事中曾
想阻止仇士良的养子利用荫庇特权（这又是宦官想僭用官员荫子特权的一
例），李德裕却把此人降级使用，从而引起了官员们的憎恶。可是，李德裕
② 《李文饶文集》，卷11 第6 — 7 页。
③ 《李文饶文集》，卷11 第3 — 4 页；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台北，1973 年），第105
页。又见《唐会要》，卷64 第1112—1113 页。
① 汤承业：《论唐代相制下的会昌政风》，第105 页。又见《唐会要》，卷64 第1112—111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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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很注意限制宦官权力中涉及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有时武宗也帮助他这样
做。例如在842年，朝臣们建议武宗加尊号，这自然是一个大庆典，而且要
宣布大赦。仇士良和其他高层宦官开始怀疑李德裕计划利用大赦的机会来削
减他们的某些特权和财源。宦官们在宫内示威反对这个计划，但武宗在公开
场合大声斥责了他们，他说道：他是他自己的朝廷的主人，也是大赦令的唯
一颁订者。不久，皇帝迫使受到羞辱的仇土良隐退。仇士良这位处于关键地
位的宦官于843年死去以及他的心腹爪牙被清除以后，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
各种权力基地。他撤消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还企图削弱他们对
①
内库的控制权，等等。可是，如果把他的这些举动看做是对宦官全面进行的
讨伐运动，那也是不对的。它们只要取得有限的和实际的成效。可是，在武
宗治下的后期和整个宣宗时代，宦官的权力至少不像9世纪的20年代和30
年代那样肆无忌惮了。
李德裕作为宰相能够有所成就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他上任以后
事情接踵而来，而危机的气氛有利于实干家。
840年秋天，大批回鹘突厥人突然地开始沿今天内蒙的河套地区进抵唐
王朝边境。那个地区的诸节度使只能眼看着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回鹘大约十万
之众集结在阴山南部塞下——这是数百年来在北方所见最壮观的游牧民的大
迁徙。①
他们为什么要来到此地，他们又要求什么东西呢？李德裕从长安派去几
个外交使团之后，中国人已得知9世纪30年代回鹘领导层因严重内讧而导致
分裂的详情。在9世纪40年代，回鹘的一个臣服民族黠戛斯决定利用回鹘的
弱点。黠戛斯从南西伯利亚根据地突然倾巢南下，把回鹘人赶出了他们舒适
的首都，杀了可汗，并自封为草原上新的主人。惊恐的回鹘人分两股逃奔。
一支人马前往西南，它的成员最后定居吐鲁番附近的高昌（今哈拉和卓），
他们的子孙在这里建立了出色的定居社会，迄13世纪时为止一直是一个独立
的实体。另一支人马从他们的首都斡耳朵八里直接南下，与中国人相对峙。
李德裕派往这第二支回鹘难民游牧部落的信使在841年获悉，李德裕虽曾有
计划让他们返回故居，但他们的统治者——即自封为可汗的继位者——不想
再回原地。反之，可汗要求中国人给一个有城垣的边塞堡垒作为他们的大本
营。回鹘人显然想继续留在那里尽可能过他们半定居式的生活，继续进行贸
易，侵扰中国边境和等待时机。
回鹘人的这种想法恰恰与中国的传统战略利益南辕而北辙，也是任何长
安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威胁。需要采取行动，但在这种形势下却有着严重的危
险。在788年以后与回鹘人的长期和平期间，北方的边境一直没有得到安宁。
因此在842年初李德裕开始一项应急的防卫计划，同时给回鹘人送去了大批
粮食和布匹作为羁縻他们的礼物。边防要塞要重建；交通要恢复；部队要增
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取得了很快的进展。
当回鹘和中国军队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李德裕做了总指挥官，集军
政大权于一身。他的领导艺术胜过了晚唐的任何宰相。他监督战略和重大战
术决策的执行，督促长安运往前线的供应，但是他把战术细节留给他精选的
① 《资治通鉴》，卷248 第8009—8010、8020 页；室永芳三：《唐末内库的存在形态》。
① 《资治通鉴》，卷246—247 ；《李文饶文集》，卷13—15；参照山田信夫：《游牧回鹘国的灭亡》，载
石母田正等编：《古代史讲座》（东京，1965 年），卷11，第199—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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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将军们去处理。一个特别的讨伐军指挥体系按惯例组成，但和安禄山之
乱后的其他大多数政府军事行动大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行动协调得很好。增
援边防军的部队是从许多内地方镇抽调来的。闹独立的幽州镇也参加了这次
战役，这证明了李德裕对他直接控制范围以外的势力也能进行政治说服工
作。公元843年初战役达到了高潮，那时一支中国特遣队以突袭方式攻下了
回鹘的大营。中国人无情地追亡逐北；一万名回鹘人枕尸于南戈壁后来被名
为“杀胡山”的地方，另有倍于此数的人投降。可汗在惨败中幸得逃脱，但
他在几年之后在沙漠之中被捕杀。
外患尚未完全平息，国内又出现了昭义节度使职位方面的严重问题。①
昭义横跨山西东部的太行山。它是那些靠河北诸镇与唐王朝的内地河东和关
内之间的贸易为生的商人们的老家。可是昭义不像更加放肆的河北诸镇，它
自757年建置以后便一直忠于朝廷。825年，敬宗的大臣们第一次准许它的
节度使职位由父传子，尽管那时朝廷中对此不乏反对的意见。刘从谏 （803
—843年）这位新节度使在9世纪30年代越来越有势力，在甘露之变失败以
后他在阻止宦官公开专权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他843年死去以后，
他的侄儿刘稹示意要继承统制该镇的权利是没有人感到奇怪的。大多数官员
都这样主张，即回鹘的局势尚在未定之天，所以刘稹可以署理此职。宰相李
②
德裕认为，按照原则，昭义不应该永远划为化外。为了严惩昭义，政府又组
织了讨伐之役，这一次的最大特点是河北诸镇的铁杆核心成德和魏博空前地
予以合作。李德裕答应以领土相酬，这两镇的节度使才被说服这样做的。他
们的参战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但对切断刘稹的退路和预防像8世纪80年代
那样的灾难性叛乱的蔓延，是起了作用的。刘稹和他的家族被部下在844年
夏末所杀，此后朝廷便任命了一位新节度使。武宗对李德裕在处理这第二次
危机中所取得的成就评价极高，因为这是 9世纪中叶最严重的一次方镇威
胁，因此他在844年封李德裕为卫国公。
武宗时代的第三件大事是“会昌灭佛”；因为会昌是武宗的年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