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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
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
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
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 （今山西省）的资源
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
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
700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589年长度接近100英里的广通渠竣
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
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
他地区。
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
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① 冢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 （1953 年），第1—24 页。
② 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 7 （1937 年），第201—211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
志》，第159—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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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 （604—617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
杨广，历史上称隋炀帝，生于569年，为杨坚与其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
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他12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致力于他的阶级和时代
的共同追求，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
童年都有佛名，有一个甚至想剃发为僧），受过骑战和狩猎的训练。他的本
纪说他勤奋好学，精于文学。它还记载他非常严肃，举止端庄。他父亲的篡
位完全改变了杨广及其四个弟兄的生活。他们从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种舒适
的、可能显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跃而去过6世纪的宫廷生活。他们成了王，
取得了封地和显赫的爵号，但他们也变成了围绕权力中心进行阴谋诡计的工
具，在那里，官员、宫廷的宠妃、术士、和尚和庸医们各为私利而勾心斗角。
前文已经谈到，杨广的双亲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不安甚至恐惧，因为他们知
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夺、暴力战争和大规模的屠杀取得的。他们很容
易猜疑，而且这种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个清教徒，有着变态的妒
忌心理；她不断干预诸子的生活，他们稍微违背她的严格标准就遭到责难。
文帝也着魔似地担心，某个儿子一旦成人，就将成为一心要取代他的集团和
朋党的中心人物。在他的五个儿子中，只有杨广未受到双亲的冷落。下文将
会看到，这不完全是偶然的。
杨广的第一个官职是新设的华北平原北部的行台尚书令。他当时只有13
岁，文帝派饱经风霜的文武官员协助他，他们有权，并用权来约束那位受照
顾的幼童。约在同时，文帝也许出于一统天下的谋略，在后梁为其次子寻找
配偶，后梁当时实际上是隋在长江中游的卫星国。经过占卜，前统治皇室的
一个女儿、原建康梁朝诸帝的后裔被选为杨广之妻。这位年轻的姑娘受过很
好的教养；她聪明好学，很有文才。杨广爱她，并尊敬她。作为萧后，她是
杨广的终身伴侣和知心人。很可能她给他介绍了南方的生活方式，并促使他
热爱南方，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①
前文已经讨论了 589年隋征服陈朝的情况。杨广名义上是远征军的统
帅，但制订复杂的军事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工作主要由高颎和其他久经沙场的
将领负责。据说高颎反对杨广纳被俘的陈后主的宠妃，此事据称使杨广从此
对他父亲的主要谋臣怀恨在心。但另一方面，杨广在被征服的建康的行为堪
称模范：他公开处决了降服的陈朝的几个有名的酷吏，并封闭了陈的仓库，
所以无物被偷盗。在祝捷中他得到丰厚的赏赐，并一度返回北方任所。当原
来南陈的一些地方爆发叛乱时，杨广代替其弟被任命为东南的总管，驻营江
都 （今扬州）。他在任九年，每年至京师向父皇述职，在600年，一度任远
征突厥人的统帅。他在南方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缓和南方的怨恨和
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
多政治和文化隔阂。他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与京师发出的关于被征
服的南方的总的命令，例如589年颁布的关于在原来陈的土地免税10年的命
令，598年关于南方所造船只不得超过30尺以防水上叛乱的命令，相辅而行。
杨广集中全力进行可称之为文化战略的活动，它旨在说服南人，说他们的新
统治者并非夷狄，而是具有和珍视同一文化遗产的开化的人。在这一战略中，
① 《隋书》，卷36 第1111—1113 页；芮沃寿：《隋炀帝的个性和定型的言行》，载芮沃寿编：《儒家信
仰》 （斯坦福，1960 年），第49—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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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个人的教养是他的本钱；他所讲的日益流利的南方主要方言吴语和他的出
身名门的南方妻子无疑也是有利条件。
他赴任之时是在到处出现的武装反隋叛乱被杨素血腥镇压以后，所以反
隋的情绪高涨。南朝的陈和贵族长期以来一直是佛教慷慨的施主，此时僧人
（许多人已参加反隋的武装起义）发现已无赞助人，只能设法在建康和其他
地方已毁灭的和半空虚的寺庙中谋生。杨广立刻着手另建一都以代替将近三
个世纪中一直是南方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建康。他从新都江都下了几道命
令，要求收集和重抄在战争和以后的内乱中分散在各地的佛经。他在江都建
造佛寺和藏经之馆堂。他还召集南方著名的高僧至江都的寺院从事宗教和学
术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天台宗创建人智，他在以前长期受南陈皇室
的赞助。
591年后期，杨广在江都给1000名南方僧人广设斋席。在斋席后，年轻
的杨广跪受智为居士作的“佛戒”，并接受佛号：总持菩萨。智回天台
山寺院后，杨广继续赞助那里的寺院，并定期与这位大住持通信。智给杨
广寄去南方僧侣的几个请求：一是要求杨广停止拆毁原陈都中的寺庙，对此
杨广只作了含糊的答复；一是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
的驿站交通的打扰，这一请求被批准；一是智本人的关于驱散1000名僧人
前来听他讲经的集会的报告——据推测，这一行动是出于“安全”的原因。
当智送杨广一顶天冠时，晋王写了一封感谢信：“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
比目莲（菩萨之徒，以法力著称）……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
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①
在杨广与智的多次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性格中的某些方面：
对佛经的知识面很广，其宗教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有强烈的政治直觉 （为
了争取南方的高僧而把奉承、引诱和赞助等手段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样做
还可能会取得双亲的欢心。
杨广在南方的文化策略绝不限于佛教。虽然佛教是他求助的最有影响的
传统，但他在江都仍建造两座道观，并请南方学识渊博的道长主持。他还召
请曾为陈朝效劳的著名的儒家学者来江都在他主持下讲课和写作，其中一人
在杨广的赞助下汇编了120卷关于礼仪方面的巨著。除了儒道佛三教的“代
表人物”外，他还聚集了一百多名南方的著名文人，显然这不仅是进一步缓
和南方精英反隋情绪的巧妙行动，而且也是很合他心意的事。他喜欢结交文
人，其中得宠的也许是柳■，此人一度是后梁的官员。柳■润色年轻的晋王
的文章，并劝他学文不要以庾信（513—581年）为模范。柳■是深受恩宠的
酒伴，据说他的谈话具有诋毁性和鼓动性。这种关系在以后一直保持下去，
这也可以认为是杨广转向南方文化的表现之一。
虽然隋在南方的行政情况并无大量记载，但南方以后没有发生叛乱和他
在江都任期很长的事实，说明隋的治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化再统一的许
多措施也应归功于他。
600年，在他去朝廷后即将返回江都时，杨广向母后告别。他发现她正
为她的长子，即皇太子杨勇的行为大发雷霆；杨勇的正妻在591年突然神秘
地死去，他继续迷恋其他宠妃，并与她生了四子。皇后曾派人监视他，所获
的报告更给她那清教徒式的一夫一妻制情绪火上添油。据《隋书》记载，杨
① 《国清百录》卷2，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6 第8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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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看到他们日益疏远的情况是一个良机，于是他回到江都就与其心腹策划促
使他的兄长垮台的阴谋。这种策划意味着密谋和玩弄花招；对主谋及其同伙
来说，它既有巨大的风险，也有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参加杨广集团的一个
比较直言不讳的人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
海，复梁、陈之旧。”①
人们不可能知道关于以后事件的记载的可信性如何，但狡诈无情的杨素
显然是主谋。足够的“证据”终于被编造出来，以欺骗生性多疑的文帝，以
致他最后向集合在宫内某殿的朝廷大臣和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