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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资格。①
另一个创新在高宗时期虽属罕见，但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就是658
②
年第一次在皇帝本人命令下为特定应试人举行的殿试。在以后各朝，殿试几
乎和进士试同样被看重。
因此，国家的首要的官员选举制在高宗时期得到了彻底改造。8世纪盛
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
高宗实行的建设新都、不断扩大官僚队伍、尤其是经常进行大规模征战
等等政策，给帝国的财政带来了持久的和不断增长的压力。
高宗的主要的财政问题是太宗时期早就遗留下来的。人头税这一基本税
制如果要有效地推行，就需要详细登记一切户口，以确定谁该纳税。在隋朝，
③
609年登记的超过900万户；太宗时期已不到300万户。这种惊人的锐减不
是由于隋末唐初内战时期人口大量死亡，而纯粹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对人口
进行全面的登记。甚至在高宗统治的初期，登记的户数也只有380万户——
④
当然这远不足实际人口的一半。可见有近逾一半的人口未被登记，因此就不
纳税。高宗像他父亲一样，也知道这个问题，但是，虽然在654年和677年
对登记制度进行了几次小的改进，基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对税制没有进行改革，虽然帝国的某些地区获准以谷物以外的货物纳
税，以减少漕运到京师的费用。后来656年，政府又试图消除黄河三门峡引
起的运输堵塞，和开辟从东北部平原运漕粮去长安的更方便的路线，但未能
① ②
奏效。 672年沿渭河流域通往长安的河渠得到了改善，但往长安的谷物运
输仍又费钱又费工。
随着行政费用和官方消费的增长，国家的经济形势从整体上看已经恶
化。太宗时期一般来说是繁荣和物价低廉时期，这种情况延续到7世纪60
年代初期。但是，在此以前，官铸货币明显地供不应求。大规模的私铸成为
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货币经济基础最牢固的长江流域更是如此。660年政
③ 《唐会要》，卷74 第1347 页。
① 详见 《剑桥中国史》第4 卷。
② 《唐会要》，卷76 第1386 页。
③ 《册府元龟》，卷486 第11 页。
④ 《唐会要》，卷85 第1557 页；《册府元龟》，卷486 第12 页。
① 《唐会要》，卷87 第1595 页；《新唐书》，卷53 第1365 页。
② 《通典》，卷10 第56 页；《册府元龟》，卷497 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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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府曾试图折价收买私铸币，但不论这个措施也好，或者对私铸进行前所未有
的严惩也好，都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
666年，情况恶化到了危机的程度，当时政府不顾一切地企图满足压倒
一切的财政需要，有意识地降低新铸铜钱的成色，让金属含量与一般铜钱相
④
同，但其面值却大了十倍。但随后出现的对贸易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致新
⑤
币在发行的第二年年初就被收回，这个考虑不周的措施严重地搞乱了经济。
高宗统治后期的显著特点是持续多年的歉收。670年，谷物严重短缺，
⑥
致使政府禁止酿酒。 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歉收、洪水、干旱、虫
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①
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
②
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
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高宗是在经济和财政危
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
虽有这一总的失败，高宗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
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
出谷物以低价卖出，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639年
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
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
③
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太宗
时期设立的义仓也保留下来，作为对付本地饥荒的安全措施。651年以后，
义仓储备粮的征收基础是各户财产的估算数额，而不是耕地面积，这可能是
在税册中的土地材料不完备的缘故。④
③ 《旧唐书》，卷48 第2095 页；《唐会要》，卷89 第1623 页。
④ 《旧唐书》，卷48 第2095 页；《唐会要》，卷89 第1623 页。
⑤ 《唐大诏令集》，卷112 第582 页。
⑥ 《册府元龟》，卷504 第5 页。
① 《通典》，卷7 第40 页；《资治通鉴》，卷203 第6410 页。
② 《旧唐书》，卷48 第2095—2096 页；《唐六典》，卷22 第29 页；又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
第290 页注8。
③ 《唐六典》，卷20 第19—22 页；《旧唐书》，卷44 第1890 页；《唐会要》，卷88 第1612 页；《册
府元龟》，卷502 第22 页。
④ 《唐会要》，卷88 第1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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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
不管对高宗统治下的国内政治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
望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
控制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
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高宗
和武后在进行这些征服时，滥用中国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
延长了唐朝的防线。这种情况，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
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高宗统治的最后几年，唐帝国的大部领土再次沦陷
于“夷狄”之手，有些地区甚至被他们长期占领。
西突厥
主要由于太宗的精明外交，在他死去时西突厥的力量已被内部冲突严重
削弱，咄陆可汗被身为唐代封臣的乙毗射匮代替。咄陆垮台之际，他的部下
阿史那贺鲁逃往中国，后成为中国军队的将军，并任陇右（甘肃）一个州的
都督。但贺鲁一听到太宗死去的消息，立刻背叛了唐朝，向西侵略乙毗射匮
的领土并把他推翻。他宣布自己为沙钵罗可汗（统治期651—657年），并在
自己的统治下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帝国。他在短时期内就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
地，并拥有伸展到帕米尔以外直到波斯边境的广阔领土。
突厥人多次跨过中国边界入侵，迫使高宗派部队远征沙钵罗可汗。经过
几次长达数年的未决胜负的战斗，657年唐朝将军苏定方终于在伊塞克湖附
近的一次战役中击败西突厥军队，沙钵罗逃往塔什干，但塔什干人把他交给
了中国人。
后来高宗再次把西突厥划分为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并立两个臣
服唐朝的对立的可汗为它们的首领。西突厥在伊犁河谷和伊塞克湖的故土分
别置于唐朝两个都护府的管辖之下，它们的管辖范围与西突厥帝国以前划分
的东、西两部分大致相符。从前归新疆西部、俄罗斯突厥斯坦和奥克苏斯河
流域的西突厥人控制的外国人，也在659年和661年正式接受中国人的辖制。
唐帝国的版图于是从中国海一直达到波斯边境，其中中国辖制的一部分新领
土称为波斯都督府。但新领土十分辽阔，唐军分布的力量又非常单薄，因此
唐王朝权力的这种进一步扩张只能维持一个短暂时期是不足为奇的。665年
初，都陆和弩失毕两个部落联盟反叛了拥唐的可汗，再度从中国手中取得了
独立。
唐朝这次向西部扩张，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势出现全局性的变化之后。太
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
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
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
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高宗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
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
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
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
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廷贡献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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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鲜半岛
太宗曾希望649年的大战会最终征服高丽，但太宗临死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