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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领导政变有功而成为侯选人。睿宗犹豫不定，但已在敦促李隆基登位的
某些大臣的呼吁，再加上其长子的无私，使他不必作出困难的决定。710年
阴历六月，未来的玄宗成了皇太子。没有关于太平公主反对这一立储的记载，
但不出几个月，她发起了一场诋毁他的阴险的运动。她抱敌对态度的原因不
详，也许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能干了。几乎从他任皇太子时起，有独立精神
的高级官员似乎有了信心。诸公主府的官属被取消；唐休璟和张仁愿等忠于
唐朝的有威望官员又控制了关键的军职；当时最受人称道的宋璟和姚元之正
在处理科举制中的积弊，取得的成就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①当他们罢了数千名斜封官的官职和削减中试的名额80％时，睿宗支持他们
的努力。皇太子本人一直未被人注意，但他的声望日隆，同时太平公主的攻
击也随之与日俱增。他的日益扩大的支持者队伍力促他采取反对她的行动；
虽然他非常了解她权势的范围，不能鲁莽行事，但他几个朋友的热情几乎毁
了他。宋璟和姚元之擅自行动，说服睿宗把太平公主派出京师，以结束家庭
的争端。他勉强同意暂时将她流放，于是她就居住在濮州的附近。但她的势
力几乎没有缩小；皇太子知道她把自己的放逐归咎于他，所以经常担心报复。
在一次企图使她息怒的行动中，他要求将自己的盟友宋、姚二人分别贬逐到
外地。她立刻抓住这一机会，以自己的人去取代他们，《资治通鉴》对此后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41—6642 页；《旧唐书》，卷51 第2174 页。
② 见第三章H。J。韦克斯勒的论述。
③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9 第66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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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事件作了简明的叙述。斜封的官职被恢复，“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
②
龙之世矣”。711年晚秋，已经打算放弃皇太子之位的李隆基完全投降，请
求将她姑母召回京师。她同意回京，在几个月中，七个宰相中的五个是她的
人了。
睿宗对事态的这些发展不是视而不见的，并且日益有所醒悟。在712年，
他因自己不能控制局势而精神受着折磨，到了仲夏，苍天以一颗明亮的彗星
来示警。皇帝觉得这一迹象有其用意，当宫廷的占星术士证实了他的解释时，
他宣布了让位于儿子的决心。这时太平公主强烈反对，但无济于事。她设法
强行达成一个妥协，即睿宗成为“太上皇”，保持任命高级官员和决定死刑
的控制权；但在同年阴历八月，玄宗登上皇位。
这时，轮到太平公主焦虑不安了。她的权力仍极大，控制着大部分的文
①
武官员。但她在新帝统治下，很难期望无限期地保持有利于她的平衡。她的
支持者经常敦促她对他采取行动。最后，她抛弃了以往行之有效的忍耐和谨
慎，求助于毒药，但玄宗防卫严密，逃脱了毒手，但他非常清楚，太平公主
一人应对此负责。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和解这时是不可能取得了。
713年夏季，她被迫企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她以一贯的谨慎拟定了计
划；如果她是男子，能够亲自执行计划，她很可能成功。相反，她必须依赖
别人，而玄宗则通过其中一人得到了警报。阴历七月初，正好在实行密谋的
前一天，他冷静地逮捕了几个首犯，在武德殿把他们斩首。三天后，公主本
人在她的府第被赐死。她的死亡可以被恰当地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再
也没有这样多的妇女如此长期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活了。
②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64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 第66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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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回顾
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至705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
②
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
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
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
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
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
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
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
①
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对他来说，历史是
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
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
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
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
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
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
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
——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②
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
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
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
①
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
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
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
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
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至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
②
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
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
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
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
② 见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78 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清楚明了的讨论，见白乐日：《作为功利主义官僚的指南的历史》，载W。G。 比斯利和浦
立本合编： 《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伦敦，1961 年），第78—94 页；芮沃寿编；《中国的文明和
官僚》 （纽黑文，1964 年），第129—149 页有此文的英译文。
② 见陈登原：《国史旧闻》（北京，1958 年），第117 页以后；岑仲勉的《隋唐史》（北京，1957 年）在
第181 页以后论述了各种考试的声望。
① 所有的“新”官员，甚至那些被任命担任朝廷最受尊敬和最负责的“清望”官职的人，决不是都有高尚
的道德情操；见《唐会要》，卷67 第1181 页。
② 《通典》，卷17 第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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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
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
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
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
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
③
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
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
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
①
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
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
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武
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近来在四川出土的一块可能是10世纪的石碑写道：
“其间以水旱灾沴之事，为军民祈祷于〔武〕天后之庙者，无不响应。”只
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的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