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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与贵国王约，将此害人之鸦片，永远断绝。我内地禁人吸食，尔协属国禁人制造，其从前已经造作者，贵国立即须令行搜尽，投之海底，断不许天地间更有此种毒物。非独内地民人不受其害，即贵国民人，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果并造作尚禁之，则该国亦不受其害，岂不各享太平之福，益昭贵国恭顺之忱？如此则明于天理，而上天不至降灾，协乎人情，而圣人亦必嘉许。
况内地既经严禁，无使吸食，即使该国制造，终亦无处可卖，无利可图。与其亏本徒劳，何不改图别业？况内地搜出鸦片，尽行付火油烧毁，再有夷船夹带鸦片前来，不能不一体烧毁，恐内所载他货，难免玉石俱焚，是利不得而害已形，欲害人而先害己也！
天朝所以平服外国者，正有不测之神威，毋谓言之不早也。贵国王接到此文，即将各海口断绝缘由，速行移复，幸勿谎饰支延，贮切盼切！
我们暂且将上面引述的书信称为a版本，因为非常有意思的是，林则徐等人写给英国女王的书信还有b版本。b版本以如下语句开篇：
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
以如下语句结尾：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懔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
显然，无论是在措辞技巧还是说服力方面，b版本都不如a版本。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这封书信在托人带往英国之前，林则徐等人先行将底稿上奏道光帝。
1839年8月27日，道光在下发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英吉利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批阅，所议得体周到。着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其余各国，俱着先行谕知。在粤夷目夷商，倘须移知各该国王，着奏明再行酌发。
从国内史料上看，呈给道光帝的很可能是b版本。而刊登在西方媒体及书籍上的版本，则基本都是a版本。本书引用的a版本的全文内容引自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1842年编写的一本中文学习教材。
客观地说，林则徐等人所写的书信反映了他们对鸦片屡禁不绝、祸国殃民的忧虑以及对鸦片商人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行为的愤慨情绪，他们显然希望英国国王会出于道义上的考量而予以有效的干涉。但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即便是已经对“夷情”颇为了解的林则徐，也不敢如实向皇帝汇报中外实力之差距，而继续让皇帝沉醉于“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的『迷』梦之中。
这封信的英文版最先刊登在1839年5月的《中国丛报》上，而后被其他西方媒体，包括在中国办的外文媒体广为转载，比如1839年7月15日的《广州新闻》、1840年2月3日的《悉尼商报》等。
《悉尼商报》对这封信评论如下：
这是一份古怪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清朝『政府』对外国人的一贯的傲慢与自豪。我们相信，它会在中国人中间广泛流传。中国人可能以为这封信已经送达。商务监督无疑会得悉此信内容，但是，他不会将这封信递交给维多利亚女王。我们相信他说过，如果钦差和总督会用与这封信同样的措辞致信他们自己的君主，他会非常乐意帮他们递交。无论如何，他们在信中的措辞是平等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林则徐等人将英女王看作是与自己的身份相同的人，换句话说，在林则徐等人眼中，英女王的身份只是相当于大清国某属国的国王而已）。
根据《悉尼商报》的报道，英国首席商务监督义律曾说，如果这封信是写给女王的大臣们的，那它可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他不会允许这封信被递交给女王本人。在184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商业及社会》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马汀（robertmartin）也推测说，这封信可能从未送达英国女王的手中。
而美国历史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艾琳（eileentamura）及琳达（lindak。menton）二人则在她们的著作《中国：了解其过去》一书中肯定无疑地说，英国女王从未收到这封书信。“一位英国茶商携带此信到了伦敦，但外交部拒绝接见他。这封信从未递交。”《泰晤士报》刊登了这封信，但只是为了嘲讽而已。“英国人显然觉得，他们一点也不惧怕天朝（thecelestialempire）”。
如果说，上面引用的评论表达了《悉尼商报》编辑的感觉，那么，下面的评论则显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
这封信在很多方面都是空洞的形式，毫无用处，但是，对中国人来讲，他们的『政府』十分讲究形式和细节，他们会将在空洞的形式上的胜利看成是一场最重要的胜利。
从我们的君主给中国的皇帝送礼物这个纯粹的形式中，他们认为我们是恭敬的并且是顺从的；从我们的大使所乘船只的桅顶飘着的某些小旗等纯粹的形式中，他们把英国看成是属国。如果允许这位钦差和总督将女王看作与他们平等的地位的人而致信，他们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任何英国贵族——即便是最高级别的贵族——都是他们的下人，因此可以轻视并侮辱他们。
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之后，大清国仍然试图在形式上维持独尊的地位，直到圆明园被焚、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十年后，才不得不接受与其他国家平等的现实。
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写的这封书信，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国文化的重要素材。正如前文所言，卫三畏在1842年编写的中文教材中，甚至将它列为外国人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文章。
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等人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封信，是因为“清朝官员虽然对人『性』及中国传统十分精通，但对西方超级无知”。他认为，林的书信与他诉诸武力的禁烟运动一样，都是对“良心的呼唤”，但对林则徐来说，不幸的是，这两项举措都失败了，因为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很快就来到中国复仇。
在2000年出版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代史导论》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萧邦齐（r。keithschoppa）写道，林则徐等人写的这封信，揭示了中国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以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对英国甚至在清楚吸食鸦片的悲惨后果之后还继续往中国走私鸦片的行为的失望与怀疑。
第16章 英伦战争总动员（）
1840年3月18日，英国《殖民周刊》刊登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英国『政府』的战争准备工作：
报纸上以及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发出的私信中提到了对中国作战的大量准备工作。据说，从印度运兵至中国需要4万吨的船舶吨数。孟买的报刊上列出了一长串可怕的即将参与远征的战舰的名单。
文章写道，3月12日，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下院接受皮尔首相质询时说，将与中国进行一次沟通，“他谨慎地避免提到‘战争’这个词。这种虚伪的表达真意何在？强大而昂贵的武器正在准备；数万名军人已经集结；大量炸弹、炮弹以及其他毁灭『性』武器已经配备就绪。他们将尽快出发”。
同年3月28日，英国《观众》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将帕默斯顿的文字游戏解释为对宣战程序的规避：
在通过“陈腐的”程序将信息传达给议会之前，部长们已经往中国派了远征军。确实，帕默斯顿勋爵声称，没有什么事情比与清朝『政府』进行一次沟通更有意义。但是，考虑到派了10个兵团和10艘战舰，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将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遭到攻击。如果他的话不是正式的宣战，那将是不宣而战的野蛮暴行。仅仅因为没有正式的宣战，帕默斯顿勋爵将这场昂贵的战争说成是一次沟通，他的企图是明显而不值得狡辩的，是为『政府』在不与议会商量就卷入对中国的战争而进行的辩解而已。
但英国女王最终批准了向中国宣战。根据1840年4月16日的《航运公报》的报道，4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向海军上将明托伯爵、海军中将查尔斯·亚当爵士、海军少将威廉·帕克尔爵士、海军上校爱德华爵士、海军上校萨缪尔爵士、海军上将办公室委员达尔默尼勋爵等人致辞时说：
鉴于我们已经考虑到中国皇帝的某些官员们最近对我们的某些官员和国民进行的伤害，鉴于我们已经发出要从清朝『政府』那里索取相应的补偿与赔款的命令，鉴于这是以获得这种补偿与赔款为目的的权宜之计，隶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的船只与货物应该被扣押，如果这种补偿与赔款被清朝『政府』拒绝，被扣押的船只与货物以及未来被扣押的其他船货将被没收并出售，所得款项今后将由我们任意支配。
因此，枢密院（privycouncil，代表王权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建议已经被通过，我们很高兴地下令，我们的战舰司令官们要切实地将所有属于中国皇帝及其国民或者居住在中国的领土上的其他人的船只及货物扣押在港口。如果这种补偿或赔款的要求如前所述已经被清朝『政府』拒绝……我们特此授权并命令你们——我们的上述专员们，或你们中的任何三个或更多人——现在暂且主管并且指挥我们的英国最高海事法院（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