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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从哈伯德的评论中看出，在他看来，相对于中国，日本在朝鲜有更多的利益。日本出兵朝鲜的目的——保护日本人在朝鲜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违反了条约规定的知会中国的程序而已。而中国出兵朝鲜，既没有正当的目的，又违反了条约规定的知会义务。当然，哈伯德所谓两国没有履行知会义务的说法与事实并不相符。对此，后文将另有补充。
哈伯德出使日本的经历多少使他的言论更加偏袒日本。但是，从西方媒体的报道上看，哈伯德的思路是典型的西方人的思路。
比如，1895年1月15日出版的《旧金山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中日两国都宣称对朝鲜有宗主权，但是，归因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关系，日本有更多的理由宣称其宗主权……日本致力于发展其贸易，并增加其在朝鲜的重要『性』，而中国则是朝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在朝鲜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在朝鲜的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外国人都要多，因此，日本被迫采取行动保护其国民。”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日本对朝鲜的正面作用要比中国大得多。这些正面作用主要体现在日本对朝鲜的改革措施上，而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对日本有利，也有利于西方国家，而清国一直坚守的保守政策给朝鲜带来的只有愚昧和落后。1894年8月10日，《夏威夷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描述朝鲜：
朝鲜的八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滋养着大约八百万人口，他们与中国在血统、语言、法律和宗教方面紧密相连……朝鲜人——统治阶级除外——十分贫穷。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一块天然的富庶之地能被邪恶且腐败的『政府』糟践成凄凉的荒野。人民苟活在重压之下，承担苛捐杂税以奉养堕落的官僚阶级。
在理论上，官职授予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精英。而实际上，考试只是一个空样子，官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朝鲜有官僚无数，从国王的近臣到各省总督，还有各村庄的要人。他们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向普通百姓征收名目繁多的税。这些钱的大部分都流入他们自己的腰包，作为他们购买官职的回报。尽管对百姓征收重税，『政府』国库却仍然虚空。
尽管在征税方面统治阶级的意见一致，但是，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却不同。朝鲜统治阶级派系纷杂，上流社会的人数比官职要多。在当下，正努力争夺官职的最大派别是国王父亲（指兴宣大院君李罡应）领导下的那一派。他是一位不友好的老绅士，在他儿子年幼的时候，他曾摄政，以铁腕统治这个国家。他对基督徒和所有外国人的迫害，最终使西方战舰突入朝鲜港口，迫使其签订通商条约。
他们憎恨所有的外国人，尤其是占据优势的日本人。两个月前，秘密特务（thesecretagents）打出了两个口号：“打倒压迫人民的税务官”，“赶走外国人，他们挣走所有的钱，而我们仍然受穷。”朝鲜农民是急『性』子，他们倾向于使用暴力，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狡猾的政客正要刺激他们的情绪，利用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样的事情在过去十五年中已经发生三次。这一次，起义发生在首都周围地区，当然，外国人、随和的『政府』以及总体上善意的国王的大部分利益都直接受到威胁。于是，国王向中国提出出兵请求。
任何读了这篇文章的西方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若清朝继续控制并影响朝鲜，朝鲜毫无前途，对西方国家毫无好处。
文章中提到的“这一次起义”，指的是全奉准领导下的“甲午农民起义”，又称“东学党起义”。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894年2月。他们提出了“诛灭倭夷，澄清世道”、“驱兵入京，灭尽权贵”等口号。因不敌起义军，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政府』出兵相助。
6月6日，清朝『政府』将出兵朝鲜一事通知日本『政府』，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随后率军约两千四百名进入朝鲜。两天之后，日本以保护侨民利益为借口，派出陆军约四千、水军约五百从仁川登陆朝鲜。6月11日，朝鲜『政府』与起义军达成停战协议。13日，朝鲜请求清军撤兵。清军同意退兵，同时要求日军撤兵。同日，日本『政府』电告驻朝日军司令官大鸟圭介（otorikeisuke）继续留在朝鲜。日本还向清朝提出共同改革朝鲜的建议。最终，因清朝『政府』不愿妥协，日本诉诸武力，挑起了战争。
1894年11月21日出版的美国肯塔基州《梅斯维尔晚报》，刊登了一组中日『政府』在6月7日至7月14日之间发生的9次公文往来。
第一份公文是中国驻日大使汪凤藻将中国应邀出兵朝鲜的事情知会日本。汪凤藻在公文中将朝鲜称为“我们的属国”（ourtributarystate）。第二份公文是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给汪凤藻的回信。陆奥在书信中写道：“我谨此声明，虽然‘属国’之词出现在你的信中，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
第三份公文是日本『政府』将出兵朝鲜之事通知中国。第四份公文是总理衙门写给日本驻北京大使的，大意如下：
贵国派兵的唯一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在朝鲜的公使馆、领事馆和商人，因此，贵国方面派大量的兵力可能没有必要。根据条约，朝鲜没有作出请求，就不能派兵去朝鲜，因为这可能让朝鲜人民惊慌。而且中国方面担心，两国士兵如果在路上相遇，因为语言和军事礼节不同，很可能会引起意外事件。中方希望大使将中国的意思通知日本『政府』。
第五份公文是日本『政府』对总理衙门的回复，大意如下：
关于派多少兵力去朝鲜，日本『政府』有自己的判断……日本不会派兵去他们没有必要去的地方。日军处于严明的纪律之下。日本『政府』相信，他们不会贸然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希望中国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
第六份公文是日本『政府』提议与中国一起对朝鲜进行现代化改革。第七份公文是中国对日本提议的拒绝：“主意可能非常好，但是，改革措施必须由朝鲜自己确定。”
第八份公文是日本表示不再忽视“自我保护法则”（thelawofself…preservation），并以这个法则作为改革朝鲜的理由。第九份公文仍是日本所写，大意是，中国拒绝参与对朝鲜的改革将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在讲述战争本身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日本对朝鲜的改革建议。正是因为这些建议，日本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普遍支持。
1894年7月22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之前，美国《奥马哈星期日蜜蜂报》刊登了一篇介绍日本改革建议的文章。文章写道：
针对朝鲜同意日本提出的改革方案的声明，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官员表示，希望这件事可以结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他们说，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赞同并允许被提议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
日本公使官员说，在制定朝鲜渴望的改革政策方面，中国已经三次拒绝与日本合作。现在，朝鲜已经同意改革，这意味着在朝鲜的协助下，日本可以采取措施纠正现在的局面。
日本驻华盛顿使馆还没有收到改革声明的细节，但是，其要旨已经知悉，包括改变税制，去除现有的对贸易的限制『性』规定。使馆官员说，现在，朝鲜的农业和工业利益要绝对服从当地官员的需要，这些官员有权任意制定规章，而这些规章导致麻烦，导致民众频繁起义。朝鲜的财政制度需要根本改革。日本掌控着朝鲜的银行业务。朝鲜『政府』欠了日本的钱，因而经常『逼』迫朝鲜人交税。而日本人则称，朝鲜『政府』应该能轻轻松松地收税。
日本还希望改革朝鲜的司法制度，因为朝鲜严苛的司法制度，损害了日本商人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愉悦『性』。日本人希望在朝鲜境内享受更多的自由，得到能够安全旅行等方面的保证。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论坛周刊》于同年8月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
日本要求中国跟它一起迫使朝鲜进行财政改革，以纠正政治权力的滥用，肃清让朝鲜举国不安并威胁在朝外国人利益的叛『乱』。这似乎是一个进步的、值得赞美的想法。但是，保守且疑虑重重的中国拒绝了日本的提议。中国的回答是，不对其附庸国的内政加强干涉是其传统政策。于是，日本回答说，如果中国不帮助它改革朝鲜，它将独自承担这项任务。朝鲜事务的这个新阶段可能导致了复杂的局面，使东亚在近期成为所有国家关注的目标。
《旧金山早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日本战前在朝鲜推动的改革“符合朝鲜本身以及所有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文明国家的利益”。
日本向李朝高宗提出改革建议的时间，是1894年6月26日，但遭到了后者拒绝。7月23日，日军攻入汉城，俘虏了高宗，并建立了亲日『政府』。两天后，日军统帅大鸟圭介与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kininshoku）签署了两国结盟的和约。1894年9月26日出版的《旧金山早报》刊登了这份盟约的英文版。译文大意如下：
鉴于朝鲜『政府』在1894年7月25日委托日本驻朝鲜汉城大使承担驱逐中国人的任务，日本和朝鲜『政府』的军队已经处于为了共同对付中国而互相援助、共同进退的状态。为了更清楚地确定这一事实，完成这一目的，两国应该协同行动。授命全权处理此事的署名部长已经达成了下列共识：
条款一，此次结盟的目的是将中国军队逐出朝鲜边境，加强朝鲜的独立和自治，促进日本和朝鲜的利益。
条款二，当日本与中国交战，在进攻和防守时，朝鲜将为日军的行动提供一切便利，并为日军准备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