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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的答复，请三人再找陈独秀交涉。这次，陈独秀答应向学校反映学生分班的要求。他说：“提前毕业还要教育部核准。”
《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4日，天已渐冷，鲁迅写通信《渡河与引路》。起因是夏天玄同编5卷2号时，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Esperanto（世界语）是波兰柴门霍甫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第2卷3号（1916年11月1日）起，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
鲁迅知道，陈独秀赞成世界语，认为有利于世界将来去国别、归大同。鲁迅也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但鲁迅和陈独秀不尽同，认为将来是否必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11月24日上午，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电报后，到北大红楼向蔡元培请假，顺便到文科学长室和陈独秀打招呼。听说胡母去世，陈独秀说：“啊？这实在不幸！后天讲好商议创刊《每周评论》的事，你是参加不上了。”“回头你和守常、作人说说……”胡适喉咙有些嘶哑了。对于陈独秀等人热心办《每周评论》，胡适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尤其对李大钊写《Bolshevism的胜利》不感兴趣。胡适曾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应该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有尊重胡适主张的成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政治有很浓的兴趣，为了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兴趣，所以办了这张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但陈独秀不希望胡适站在《每周评论》的外面，叮嘱说：“如回家有诗作，望尽快寄来。”
陈独秀、李大钊办《周评》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第一号最后的校对。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这一夜，两人校到凌晨4点。第一期组稿，为了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1919年年初，《新青年》轮到陈独秀编，然后依顺序是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他人有特殊情况不参加编，陶孟和要去欧洲，周作人去日本，鲁迅因绍兴县馆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后还要回绍兴接母亲来北京住，因此确定这年轮编计划时，这几个人都没有安排。
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新青年》四支大笔之一的钱玄同辩护。钱玄同主张废汉文，陈独秀认为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社会上人因此怒骂讥笑钱玄同，陈独秀则当仁不让。“若是因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字里行间，已有血腥气。
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胡适更认准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下决心不给《周评》写文章，后来碍于面子，答应写点小说。李大钊明显感到，胡适对自己态度上的变化始于自己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这使胡适很不以为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胡适写信在美国的朋友张奚若面前叫苦。张奚若回信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他的《Bolshevism的胜利》空空洞洞。”在《新青年》同人中，张奚若只恭维胡适、陶孟和，对陈独秀、鲁迅等人，他赞成蒋梦麟的话——“无源之水”。
田必美
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鲁迅一开始就对此次会议很怀疑，“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陈独秀比鲁迅说得更激烈：“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整个一月，钱玄同、刘半农轮番上门，或写信或一道来坐，少不了替陈独秀催稿。他们来催一次，鲁迅便做一篇随感录。钱刘陆陆续续来五次，鲁迅便做了五篇随感录。陈独秀对鲁迅谈进步美术家一文很感兴趣。凑巧自己最近写《答吕澄〈美术革命〉》一文，鲁迅的文章正补了《新青年》谈美术的不足。陈独秀嗣父陈昔凡是清末画家，家中藏有200多件王石谷的山水画。可惜二次革命后被马联甲抄走了不少。王石谷的画在京城能卖大钱，但缺点是临摹仿古画，并不追求自家创作。这种方法陈独秀并不感兴趣。因此，陈独秀主张美术革命，要学西洋画写实精神，不落古人窠臼。鲁迅自己爱画画，也肯花钱搜集画。因此在美术知识上，比陈独秀专得多。
正月，光绪举人林琴南化名林之在《新申报》“蠡叟丛谈”上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真是无聊的举动。”看到《新申报》，李大钊来到文科学长办公室。“这个伟丈夫荆生，大约是他的学生徐树铮吧。算什么本事，拿军阀吓人么？” 皖人徐树铮做段祺瑞的军事参谋时，曾南下镇压辛亥革命，当时正操纵安福国会。“抱陆军部次长的大腿，靠写胡编乱造的小说出气，不是正派人所为。”一向心平气和的李大钊也有些愤愤然了，这些人是不怕什么“伟丈夫”的。回到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拿出书刊用纸放在红漆书桌上，在绿格竖写的竹纸上写出《新旧思潮之激战》7个字，开始反击林琴南的挑战。
不日，蔡元培也到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闲谈。“这家伙出语伤人，连我、适之、玄同一起骂了。”陈独秀点了一支烟说。“田必美、狄莫、金心异，细一想，还真是你们3个。”蔡元培说。《荆生》里讲，有三个人在一起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痛打了一顿。“田必美”指陈独秀，“必美”与“独秀”同，“狄”与胡适的“胡”同，“金心异”与“钱玄同”同。“到底是古文学家，对仗工整，亏他想得出。还好，只是被痛打一顿，没有抓去杀头。”“不至于。新旧思想交锋，难免讲过头话。”蔡元培想起，钱玄同也骂守旧派为“谬种”。
“你也被骂了呢。”陈独秀笑道。“是么？”“这‘元绪公’不是讲你么？”陈独秀提醒蔡元培。《妖梦》里的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林纾写道：白话学堂有一“毙孔堂”，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则点首赞赏。有一个能啖月亮的罗喉罗王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蔡元培和林琴南都是清末科举出身，以前也认识，入主北大时，有人提到聘林纾教国文，蔡元培考虑其桐城文风已过时，未加聘用。蔡元培不聘林纾后，徐树铮请“恩师”到自己主办的北京正志中学讲授《史记》。林纾希望“荆生”打“田必美”，就是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刘半农已明显感到，文字狱黑影渐渐压了过来。
全无根据的谣言
和林琴南发表隐射小说同时，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鹆子（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等人不帮夏浮筠，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制度（不知道是胡适的点子），也不希望本科学长落到陈独秀头上，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加上揣测之辞，犯了捕风捉影大忌。
张鹆子去年曾来信谈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给予反驳。
一年前，张厚载对胡适编《尝试集》也有微词，说胡适“轻于尝试”。
2月19日上午，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在文科学长室闲谈。“适之太容忍了！看得起宋春舫，看得起张厚载……再这样，我要脱离《新青年》了。”钱玄同生气地说。去年，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张厚载到处炫耀；此后，胡适找张厚载写文章，请他帮自己找材料，两人来往频繁，引起了钱玄同的反感。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惊蛰已过了几天，前夜的雨雪还未干，地湿漉漉的。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