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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向中央提交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辞职（2）
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
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秘书黄文容（黄玠然）随行，乘船到武昌，陈独秀住到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责职……
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第八章 走向反对派（1927。7…1932。10）
撒翁（1）
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
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
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
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
撒翁（2）
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