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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新情况，虽然与新村建设无关，但影响很大，搞不好会出大事……”我经过杨柳镇“4。27事件”的处理，对群体性事件高度敏感，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谓的突发事件其实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都有一个起因——酝酿——发展——爆发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件事也许还不单单涉及一个项目的事，说不定与平时的干部矛盾不断激化也有关系，茯苓项目只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罢了。
如果再深层次分析，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上出现问题的一种极端反应，干群关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的一种表现。
共产党是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但我们有些党员，未必就是真正的党员、一个合格的党员！
“小江，你对这情况了解多少？比如知不知道是谁在暗中牵头？”
他摇摇头，说道：“我也是听农户偶尔说起的。”他见我很重视，脸上有些歉意的样子，“说实话，我当时听说后心里感觉很痛快，有老百姓告状揪出一些贪官，这是大家的一种愿望。”
“幼稚！”我看着他，心里异常冷静，“你想揪出谁？谁是你心目中的贪官？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会给我们陵水县县委县政府工作带来多大的被动，多大的负面作用，你想过吗？”
“没有，下午开会时我只想到，如果这事爆发出来，对我们这次试点工作影响很大，所以，我必须给你汇报。”
“嗯，能想到这一点，说明你还不糊涂。”
我心里思索着要不要把这事给张国良报告，茯苓项目涉及到全县七个乡镇，五千多亩，东胜村假设闹起来，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也一起爆发？如果是那样，这事动静就小不了。
村领导——镇领导——赵安平——张国良，这是一串……。如果我这时候说有人告状，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
江家涛见我沉吟，低声道：“这事如果闹大，牵涉面很广，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可没一个人说出来而已……陆部长，我在科技局工作也接近一年了，对于农业项目资金的使用也略有耳闻，真正的项目资金很难到农户头上，都是一些业主拽在手里，落进了个人的腰包。”
我心中一动，问道：“你还知道些什么？”
他有些犹豫，想了想说道：“有些领导的亲属热衷于承包荒山荒地，以及一些农业项目，我老家就有一片，年底我去看过，一大片坡地上就栽了稀稀拉拉几颗核桃苗而已，但听说在县里已被列为重点项目，项目资金500万……”他眼里有些愤愤不平。
我知道他说的是张国良的一个侄儿，搞了个“富农公司”，主要是经营木材的，现在又搞起了荒山荒坡开发，生意做得很红火。
我点点头，“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你总不能怀疑政策出了问题吧？这事你我都管不着，干好本职工作更重要。小江，有些事现在是不好下结论的，也不能说不对，要用时间来检验。告状的事，只要村民通过合法的途径，正常向上级纪委或相关部门反映，我们还是不要干涉的好，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嘛，现在要密切关注的是不能有过激的行为，‘4。27事件’就是教训啊。”
他点头答应着，我暗地里也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不向张书记汇报，这时候还无法预测事情的结果，如果我冒冒失失去提醒，说不定还会引起误解——摸领导的底！这是非常忌讳的事，虽然说共产党员要坦坦荡荡，但遇到一个有想法的领导，有时候坦荡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保护自己，这是人的第一反应，虽然不合组织纪律，但合符人性！
368 【静夜思】
江家涛走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宣传部工作，更多的是思考，干在其次，如果自己心里都没想明白的事，如何去教育别人？那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吗？现在的政策和官场，太值得思考了，尤其是宣传部门。没事时我爱琢磨如何搞好宣传工作，也爱把建国以来搞各个时期的宣传进行分析对比，从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宣传部犯政治路线错误是最多的！虽然说这和那段特殊的历史有些关系，但从中也看出思想工作的难搞。
比如今天是张书记，我组织全县的干部搞解放思想，以农为纲，明天来一个李书记，也许就会提出解放思想、工业强县。
张国良和曹大勇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冯选民搞的《解放思想实现陵水县的新跨越》我看了，发展农村经济、改善民生这方面戏份很重，充分迎合了张国良的治县思想。他是张国良的人，估计这份报告已经给张书记看过了，我一字未动，批阅：“可以，以县委名义下发，作为各级各部门学习的辅导材料。”
张国良为什么逆大势而动？国家搞工业化他搞农业现代化。我分析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陵水县的先天性条件制约，地理位置、交通优势、地上地下资源都不适合以发展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思想。现在西部地区发展工业主要是靠引进，以陵水县的基础，想引进外面的企业的确很难，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费力不讨好；二是他对发展工业心中无底，曹大勇虽然也不是学工业的科班，但毕竟比他见多识广，抓工业更有心得，一来就抢他的风头，心里自然反感，如果以发展工业经济为未来五年的主导思想，就有可能把他边缘化的危险，这也是一种政治风险，搞得不好自己重蹈罗洪波的覆辙；三是个人利益使然。目前有些苗头已经暴露出他的这种思路，全市其他县区都在大干快上工业企业，唯独陵水县以农为本，“建成吴德市的粮仓”也不失为一个新思路，必然引得上级的关注和重视，农业上的各种专项资金自然会向陵水县倾斜，这中间岂非大有利益可图？
在陵水县，除张国良、曹大勇、赵良德、郑和外，赵平安以一个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而最具实权，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看清了这一点，我自然也理解了张国良书记为什么要叫我陆川抓东胜村的试点，为什么要求比杨柳镇的平安村的标准还要高？一切都是想做给上级领导看，证明陵水县在农业方面也是可以做出大文章的！
而我陆川因为曾经搞出过杨柳模式的典型，自然也就成了张书记棋盘上一颗冲锋陷阵的最好的过河卒子！
“我甘心当这颗卒子吗？不当又能怎么样？”我眼睛望着黑暗的屋顶，苦恼的思索着。“以道御术？付林推崇以道御术，官场上的道似乎很难悟，面对张国良和曹大勇、赵良德、马洪逵的炉火纯青的为官之术，自己能有那么高深的道行，足可以去应付吗？什么样的道才能有效的对抗这些神鬼莫测、只求结果不讲过程的谋术呢？”
自从和付林校长一席谈，我也看了许多历史和政论方面的书籍，以及一些伟人名人的传记，以史为鉴。我认为，厘清陵水县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迅速找准自己的位置，这是我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付林校长所说的“道”，特别是为官之道也并非没用，我通过思索和对比分析，从另一个角度也看清楚了目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背后本质的一些东西。
付林校长所说的道无非就是“为民”，那为民的反向呢？毫无疑问是“为利”。张国良和曹大勇之间的矛盾、曹大勇和政协主席马洪逵之间的合作、赵良德与前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说穿了都是一个“利”字，为什么陵水县比先锋县更穷，斗争却更激烈，矛盾更表面化呢？我把这些人的矛盾好有一比：饿狗抢食！
正因为陵水县太穷，可供当权者争夺的利益蛋糕（骨头）就越少，外界物欲的刺激、精神的诱惑就更大、更迫切！骨头少了，饿狗一样多，不打架就没天理。张国良和马洪逵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常年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培植自己的势力，自县级干部以下，几乎都是裙带关系，千丝万缕，无人没有联系，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像申外财这种和张国良关系特殊的人就被放在了重要位置，朱全明这种不善拉关系的人就在一边闲凉……连群众文化艺术馆副馆长这样一个无职无权的位置，也搞得鸡飞狗跳，差点把自己陷进去……
当官为什么？徐其耀金科玉律第四条看来就是答案：“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穷凶极恶、不择手段，难道我陆川也注定要走这条路吗？”
在看孙中山的传记中，我曾经为这位革命先驱的理想很激动了一阵子，特别是有一段话，我至今也能背诵“……我年轻时学医，后弃医从政。立誓颠覆满清，造福国人。离开香港时，母亲大人眼见我常年奔波，心疼规劝：革命的目的在于救人，行医的目的亦是救人；同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我说，母亲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行医只能救助很少的人，而革命，却能救助中国的亿万大众。两百六十年亡国之痛，两千余年专制之祸，中国睡梦之深，满清政府腐败不堪恰如江河日下。如此黑暗的政府，只能带给人民灾难和罪恶连绵不绝。今日革命风潮已经兴盛，人民思想逐步开通，我们当鼓起勇气，趁此良机，推翻满清政府，建立真正的人民之国。革命者革之以命，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人民之幸福，其价值之重可知。屡败屡起，百折不馁，岂畏其难其痛。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不再水深火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背井离乡。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