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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问：是不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一心要制服你，还要让别人知道他是能制服你？
李小云：（思考片刻）好像是。他总是防着我，每搬到一个新的住处，他总是叮嘱我不要串门，不要和邻居说话。读大学的时候，他老是给我送食品，送其他生活用品，下雨天还给我送伞，现在看起来，他把我盯得也是够牢的了。
问：他打了你这么多次，你们之间还有感情吗？
离婚，一步三回头
1997年，他当上了刑警。从此，经常有人请他吃饭，搓麻将，泡歌舞厅。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花钱手脚也大起来了。也是越来越骄傲了，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打我的次数也增加了。有时候，他还以搓麻将为名通宵不回家。顺带说明，我们家是他当家，他赚多少钱，家中攒了多少钱，我一概不知。
这时有人提醒我：“王家成会不会在外面有女人了？”连他的母亲也提醒我：“把阿成看紧点儿。”可我总是不上心。直到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写给他的情书和一张旅店的发票，我还认为这是逢场作戏，而不是移情别恋。这两年里，他接连两次带着我和孩子去普陀山旅游。第一次游普陀山，开始玩儿得还不错，最后他还是翻了脸。那天，我们上了一辆长途汽车。按照惯例，我们没买孩子的票。但车上人少，孩子占了一个座。中途“呼啦”上来很多人，售票员要我们把孩子抱在手上，位子让给买票的乘客。王家成不干，和司乘人员大吵。为了息事宁人，我给孩子补了一张票。王家成说我吃里扒外，把攻击的矛头转向我。为这事，好长时间我们谁都不理谁。
那个女人的情书和旅店的发票，就是第一次游普陀山回来不久发现的。
第二年夏天，王家成又邀我去普陀山。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想和你到外面去吵架！”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跟他去了。这次出游，给我的感觉更糟糕：他一会儿撇下孩子，把我拉到夜幕下的树丛里亲热，像是重温旧梦；一会儿又为寄存行李的事对我发威；一会儿叫昂贵的菜让我吃，还说“我有的是钱”，好像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一会儿又为买螃蟹的事和饭店老板动刀动枪，把我和女儿吓得半死。
正是在这次出游中——严格地说是螃蟹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次想到了离婚。往事历历在目。我想，怎么能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能不吵架打架吗？此念一出，我的心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好像接受了神的启示。最后一晚，趁双方心情都还好，我非常平静地谈了我的想法。谈完之后，我很快就睡觉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他一夜无眠。
回家后，我们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整夜整夜不回家。在这期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我的病还没有好，孩子又病了。他不回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钱。我呼过他，要他回来照顾孩子，他没理我。1988年11月的一天晚上，在我再三的要求下，他和我在一家茶坊见面。他说出了那个女人，还介绍了她的情况。他说他愿意给我7万元和我离婚，孩子跟谁都行。谈话间，那个女人呼了他好几次。大约11点钟，他终于坐不住了。
他走后，我破天荒买了包烟，坐在那里猛抽。烟往天花板上飘，我的心却在往下坠。伤心之余，我还异常吃惊地发现——我还在等他，等他重新回到刚才坐的座位上。这是一次极其漫长而又极其无望的等待。午夜两点，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回了家。
问：你是不是没有下定离婚的决心？李小云：从理智上讲，我是下定决心的，我知道和他离婚是一件好事。可是，从感情上讲，我似乎又没有下定决心——他只要稍稍做出一点和解的表示，我肯定会改变主意，是不是太没有出息了？我确实是很难下离婚的决心（有些害羞）。有一次，女儿刚去学校，又返回家中，抱着我号啕大哭：“妈妈，我不希望你们离婚，你答应我好吗？”我伤心极了，违心地说：“不是妈妈要离婚，是你爸要离。你可以求你爷爷奶奶，他们或许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尊。 ＇快抓在线书1。0。2＇
最终还是了断了一切
我们的关系彻底冷却了。虽然我们还在等待，但已经不是等待和好。他更少回家了，即使回家也睡在沙发上，到了这时候，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在乎的是——他已经很长时间不给我钱了，我的工资只有800元，养不活两个人，何况孩子还在学手风琴。他还放出风来，说离婚的时候不会给我一分钱。
1999年5月，我实在太困难了，就到他的单位要钱。他不理我，在场的领导也不肯扣他工资。我抓过他的包。从里面拿出1000元，对他们说：“看好，我拿了1000元，这是孩子的抚养费。”说完扭头就走。回家后，他又把我打得浑身是伤。我告到妇联。
妇联干部虽然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我告到他单位，单位还是没有采取得力措施。6月9日，我正式起诉离婚。11月29日，法院做出判决，内容大致是：（1）准予两人离婚；（2）孩子归我抚养，他月付450元抚养费；（3）他单位分的房子归他，他补给我15000元；（4）家具等生活用品归我；（5）家庭积蓄查无分文。我认为法院在财产问题上调查不力，判决不公，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00年4月，法院下达了终审判决书，基本上维持原判，只是将抚养费增加到540元。
终审判决前，也就是1999年12月26日，他再次找上门来，说我到处坏他名声，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一通。我把他的手推开，他一拳打过来。我要报警，他抓住我的头发不放，更加凶狠地打我，还不许邻居干预。他用拳头猛击我脸部，造成鼻梁骨粉碎性骨折，据上海医科大学鉴定已构成轻伤。因投诉无门，我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000年2月7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下达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这个判决书虽然判决王家成犯了故意伤害罪，但不给予刑事处罚，民事部分只赔偿医疗费、鉴定费等3906元，不赔护理费、整容费和精神损失费。我不服，又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0年5月，我接受了法院主持的调解，得到他10000元的赔偿金。
点评：
曾相爱的婚姻也会出现暴力
宋美娅李小云和王家成是经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们的婚姻基础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当我们听到一起家庭暴力的事件时，习惯上会想：他们的婚姻基础怎么样？是不是夫妻俩关系不好？一般人会认为，只有那些关系不好的夫妻才会打。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曾在所做的家庭暴力调查中做过统计，结果发现，婚后是不是发生暴力，与婚前的感情基础好不好并没有显示出必然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婚前两人互相爱慕的，婚后照样有可能发生暴力。如果留心的话，你在本书的其他案例中也能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现象：第一，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暴力是男女间的一种权力关系的表现，即使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也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婚前的感情并不能彻底改变现行的两性关系；第二，我们对爱的感受不一定准确，比如，有些男人限制妻子或女友与其他人交往，很多女性把这种行为错以为是爱，理解为是在意自己，其实，这不是爱，而是占有或控制，是一种很危险的表现，这种占有或控制本身就含有暴力倾向。还有的人在恋爱时表现出过度依恋女友，宣称没有她就不能活，不顾对方的感受，一说分手就恐慌或要自杀。这也是占有与控制的一种表现，是暴力的表现，但痴情的青年女性往往难以把爱与这种暴力倾向区分开来。李小云的同事在她婚前曾劝她，说王“刚愎自用”，这样的评价想来是有依据的，可惜没有引起李的重视。另外，爱情是一种容易变动的感情，有些时候，爱是会转化的。
叙述人吴明
访谈人丁宁
访谈时间2001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北京某医院
录音整理丁宁
文稿编辑宋美娅吴明，53岁，文化程度初中。她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医生，她遭受家庭暴力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为房子引起的，但是在房子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性别不平等才是她受暴的根本原因。
问：你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
当然可以。我出生在一个有8个孩子的平民家庭，父亲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们家7个女孩，1个男孩。我哥是老五。我们家住在铁路边上，生活不富裕，我们几个孩子小的时候每天都要先捡煤核，再去上学。家里一年四季都没买过煤。我穿的衣服多是姐姐们穿剩的。我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上天安门，要衣服比较好的同学去，就没让我去。那时我一个星期写一份入团申请书，每天帮班里打扫卫生，早来晚走。第二批就让我入团了。我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在那儿干了8年。在东北的时候，因为我干得不错，仅仅两年就让我当上了卫生员。我曾经接生了150多个孩子。那儿的人都对我挺好的。1975年回的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开始我没有工作，只能干临时工作，给人家拆军衣。1977年我到一家医院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问：你和你丈夫是如何相识结婚的？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实在说，我们的仓促结婚，与我的错误想法有关，我也不怪别人。我丈夫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在东北的时候，我比较单纯，没太想恋爱这方面的事。回北京之后，我觉得工作不安定，没法子考虑个人问题。而等一切安定下来，我也快30岁了。说实在的，我一生都苦在没房上。我从东北回来之后，住在家里。我没地方住，只能住厨房。到医院上班前后的一段时间，我搬到了我舅舅家住。我当时特别看不惯我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