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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儿子，一点儿良心也没有。他自己挣钱还吃我的喝我的，他自己挣的钱一分都不给我，自己都花光。我自己下地劳动挣工分，也没有钱花，卖点粮食换点钱花。他也打他弟弟。他用菜刀砍他弟弟的手，差点把他的手给砍下来。这都是因为他弟弟看他打我，就保护我，跟他打。他弟弟也不是真的打不过他，兄弟两人只差一岁，个头也差不多，但是弟弟下不去手，他并不想打他哥哥，他是心疼我，不容他哥哥对我下毒手，不让他哥哥打我。我大儿子的恶名传遍了我们那一带，因此他也找不上对象，人家都知道他打娘骂爹的，谁都不跟他谈，所以他始终都没谈过对象。他继父也跟他说过：“你好好干活，攒几个钱，娶个媳妇，如果钱不够，我帮你两个，把家成起来。”他也不听，一天就是吃饭、看电视、喝酒混日子。
我想不如把他的腿打折了，让他走不了路，瘫在床上，再也不让我们这个家因为他而受罪了。哪怕我养活他一辈子呢！想这招是我自个琢磨的，我都寻思好几个月了。可是我又打不过他，于是我就和老儿子商量，我说：“你看你哥他总打我，害咱们这个家，你就不能下个狠心。把他的腿打折，让他成个瘸子，我们养活他。”我老儿子因为他，被劳动教养一年，也恨他。那是有一年我大儿子偷工厂的钢条，还把人家的小鸡偷出来给村里的小孩们玩。他对小孩们说：“你们别说是我偷出来给你们的，就说是我们家老二偷了给你们的。”街坊邻居信了就告了政府，政府的人就把我老儿子抓了去，劳动教养一年。这都是我大儿子成心陷害他弟弟。那事是我那年回老家发生的，就这样他弟弟也非常恨他。
他弟弟劳动教养中有了病，我找车接我老儿子回来看病。他就不让，还骂我。他弟弟回来当天，他就跟我干了两仗，他又打我，又掐我脖子，还说：“你把他接回来干啥？我让你们娘儿俩死在一堆儿。”当天，我和我老儿子就商量这个事。开始想着让他吃耗子药，可是不好灌。我就寻思着把他打瘫了。我也不识字，不知道那天是几月几号，反正那天晚上，天下大雾，啥也看不见，他睡着了。我就对我老儿子说：“我打他去。”可他怕我打不动他，打不好，他醒了，就更糟了，我们俩的命都逮在他手里了。老儿子说：“还是我下手吧。”我们俩人就过他睡觉的屋，当时打人的斧子在我手里拿着，可到了地方，我老儿子抢了过去，那时屋里黑，外头也黑，看不清，也不知是他身上的什么地方，他就用斧子砍了下去。没想到没砍到他的腿上，而是砍到了他的小脑袋上了。过了一会儿，没听到他吭音，我想坏了，开灯一看，已经把他给砍死了。那一斧子砍在了他的太阳穴上，那儿下去了一个窟窿。
反正已经把他打死了，我认了，就是去坐牢我也认了，再也没有人打我骂我了。当晚我们就把他的尸体拉到村子北边给埋了。我们没有报案，对外人就说他回东北老家了。这个事就这样给办完了。我老伴没有参与杀他的计划，之后他帮我和老儿子一起挖坑埋了他的尸体。我们没有想到这事会被发现。两个月后，事情被别人举报了，是我们村的一个人干的。那天晚上警察到我们家去抓人，把我们三个人都抓走了。抓我们的那天晚上，他们问我大儿子去了哪里？我还对人家说：“他回东北老家了。”到了公安局，我们三个人是分开关分开审问的。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一个人承担下来，不想连累我老儿子，他还年轻，就对审判员说：“是我一个人干的。”可是我小儿子对审判员承认了是他动手杀的。就这样，我们在事前也没有合计好，因为根本没想到事情会被发现。砍死他后，我心里一点也不紧张、不后悔，反而觉得轻松了，再没有人打我骂我了。没想到为这事，害了我老儿子和我老伴，老儿子被判无期徒刑，老伴也被判了三年徒刑。
入狱后，大女儿来看过我一次。她在东北有了孩子，从东北老家来一趟不容易，花了很多的钱，又是路费，又是住店钱，我就对她说：“你别来了，要是你有钱，给我寄俩钱来就行了。”我那个死了的大儿子那年我们分家后回东北老家，就是住在他姐姐姐夫家，可是，他也是不好好干活，还害他姐姐姐夫，不知是为什么，他把人家的柴火垛子点着了，幸好被人发现救了火，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因为他姐姐姐夫顾到我的面子，就没有告发他。这样他在东北也呆不下去了，就又回来了。姐姐这次探监，还去看了她小弟弟。
这事发生了之后，我们这个家也散了，我老伴的弟弟给照顾着院子。到今年，我们入狱有三年多了，我老伴刑满释放，回家了。出狱后他来看过我一趟。现在我年老了，体弱多病。在监狱服刑期间，监管人员对我很照顾，给我看病，吃住也不愁，将来我出去了怎么办，我那老伴他还会要我吗？他会等我吗？如果他不要我了，我就无家可归了！点评：
法律保障父母再婚的权利
薛宁兰在我们访谈的入狱妇女中，绝大多数是妻子不堪忍受丈夫暴行而杀夫或者其他亲属的，只有李朝霞是因为受亲生儿子多年暴力，最终杀子，走上了犯罪道路。李朝霞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对她受暴干预不得力的原因，还有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的因素。
说到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法制观念淡薄，本案涉及的四位当事人，都存在这方面问题。这里我们主要就李朝霞大儿子在向亲生母亲施暴过程中，反映的法制观念淡薄问题做一分析。李朝霞大儿子频繁殴打谩骂自己母亲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母亲没有从一而终，改嫁到了天津，并且让他们改随继父姓。在他眼里，母亲如果一直不嫁，就是好人，否则，就是丢人现眼。再进一步推论，对这样不守“妇道”的母亲，长子有权力打她骂她，因为，按照传统，妇女是要“夫死从子”的。但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封建制度和礼教对妇女“三从四德”的要求，已经被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新型婚姻家庭制度所取代。无论是1950年《婚姻法》，还是现行1980年《婚姻法》，均以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合法利益的婚姻制度为原则。它们分别规定“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1950年《婚姻法》第2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1980年《婚姻法》第3条）。这表明，妇女丧夫后，有权利再婚，有权寻求自己未来的婚姻幸福，任何人包括儿子，均不得干涉。本案中，尽管李朝霞起初到天津的目的不是为了再婚，这次婚姻还带有被他人欺骗的特点，但是，婚后她与老伴过得还不错，并没有受到来自现任丈夫的暴力，可是，她却在这次婚姻中遭到了亲生儿子的暴力。个中主要原因，就是她大儿子头脑中传统的封建观念在作祟，加上对现行法律的无知。
2001年4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婚姻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第30条）修正案还对禁止家庭暴力做了专门规定。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子女无权干涉父母再婚，如果对再婚后的父或母实施暴力、虐待，就是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叙述人王菊芬
访谈人薛宁兰宋美娅
访谈地点中国法学会反家暴项目资料室北京某招待所101房间
访谈时间2001年2月15日、17日
2001年8月18日录音整理薛宁兰
文稿编辑薛宁兰
王菊芬，42岁，文盲，农民。1979年结婚；1999年离婚。在她20年的婚姻生活中充满了暴力。她的头上、脸上、手上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落下了大大小小的被丈夫用拳头、炉钩子、棍子、菜刀、热油，打出、砍出、淋出的疤痕。1998年当她被丈夫棒打致重伤，父亲因此病故后，她开始觉醒，走上了维护自身权益之路。在省、市、县三级妇联组织直接参与和帮助下，施暴丈夫终于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婚后第二年就开始挨打
我跟他是别人介绍认识的，（介绍人）是我父亲一块儿干活的他的一个姐夫。那会儿，农村有修道站，我父亲是个铁匠，他姐夫是个赶马车的。那会儿我也不小了，二十来岁。一天，他去我们家吃饭，他说：“二女子是个好女子，我给你找个好对象。”他家在坝上，我们在坝下。我们吃粮不富裕，坝上的粮食够吃一些。他们给我领下去，看了他一次。订婚我们又见了一回，赶交流会那次又见一面，到腊月就结婚了。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也就半年，没有单独接触过。农村的风俗，两个人一块走一回路人家都会说。两个人根本没有单独地接触和了解。人家（指她丈夫）长得高高大大的，他们都说我有个好后生。我也就定了。农历五月初三订的婚。
农历六月份，县上赶交流会。他到我家领我去。那天正好下雨，交通不方便，我就在他家呆了15天。他那个嫂子真好！就实告诉我，起先他找过一个对象，后来退了婚。他知道她和我说了什么，就插上房门，骂她，给她当老子。那会儿，我没见过什么，挺怕的。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给他嫂子当老子？那会儿，我们老奶子（他母亲）也在。我说：“快去吧，和我嫂子吵架了。”他嫂子就更和我说了，说他是属猴的。我说：“嫂子，要是属猴的，我就不干！”我是属猪的。他比我大三岁。我们农村可讲这个了，属猴的和属猪的相克！当时，他要是实说，我肯定就不给人家（他）。从他家回来，我和我娘说：“娘，人家是个属猴的。不要动人家订婚时给的钱和衣服。”我妈那会儿也看上人家了，她说：“我们王家没有这样的，五月里给人家（指订婚），六月里跟人家退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