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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希望着，希望只存在于我的努力。
我决计去做一次“为了吃”的努力，找到一位学生家长，他有权批“条子”买二斤“平价”肉。去了两趟才找着，不料他却打起官腔：“今天不批条子”！我明白是不愿意的托词，二话没说就往回走，一点不感到沮丧，也不以为受到挫折。这种“走后门”的事不是我的心愿和特长，只因为事前他答应得十分明朗，我才有找上门的勇气，我深知自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到社会上去交换，需要的时候只能低声下气向别人乞讨方便，希望自然渺茫，况且内心早已不满自己这种违背意愿的行为，却毫无办法，在别人的社交词令和圆滑手腕中感到不好受。而一旦别人帮了忙还得赶紧表示感谢，付出一定犒劳，要是他不时提起，心里会惴惴不安，不知这人情债何时能还清。
回到家，邻居房里正在喝酒行令，一片欢笑之声，还大言不逊夸赞自己的“好能耐”：“水产、食品、供销，这些部门我通通走得到，要什么有什么。一元钱可以当两元用，别人是两元才有一元用……”，“人家买东西要张着嘴在那里排队等半天，我这里有人会亲自送过来。”这的确是真实的表白，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在商业部门工作，手里握有别人需要的物资，以物换物，可以通行无阻高人一等。这不奇怪，有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他人打开方便之门，物资、招工，只要他的一张条子，样样行得通。于是受恩者的报答源源而来，手表、收录机、布匹、金条、直至女人的身躯都奉献给这位时代的权势者。社会主义国度内，就有这样的两个天下。
生活中的困难、挫折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成熟，从此振作起来改变自己的地位，成为走向成功的动力。相反，如果因此仇恨一切，决心向整个社会挑战，就可能走向犯罪。我庆幸自己在困境中始终向着美好的世界靠拢，没有被邪恶的念头所诱惑。但我也不是一只驯服的山羊老在圈里伸长脖子，死死等待主人的恩赐，以为自己一整天没有走出圈门，该会得到奖赏。我更多的时候在为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搏斗，并锲而不舍。
六、回到起点不言败
1974年2月，上面终于有了新的指示，开始要“回收”“上山下乡”的居民，但第一批的对象是“多子女困难户”。我却因为提早实行计划生育，只有两个子女而被排除在外。我十分感慨，又走在前头，不但不受到表扬，还因为少生一个而得不到“回收”。一直熬到五月份，才轮到我们。那时许多人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说了不少感天谢地的话。我不觉得怎么样，无非在饥饿中尝到有饭吃的幸福和快乐，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回头去咒骂那灾难般的日子，发现他们所失去的已经无法再挽回了。
六月份我的“转正”也获得解决，又是一次“双喜临门”。亲友同事又都在为我高兴，说我“出运”了，从此会好起来。但愿如此吧！我自己是不这样看的。“转正”不是额外获利，也不是别人的恩赐，倒是由于不当的阻挠，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整整拖了两年半的时间，精神上受到无数折磨，经济上也吃亏不少，最后定级还是比同类教师矮一截。问其原由，回答是我曾被“审查”过，又被“下放”过。言下之意属“回收再利用”，身价自然要低，不能与“正宗原配”相比。真是岂有此理；这本是他们的过错，却还要怪罪于我。但是大家都说能“转正”就好。总之，今天比昨天强了就该满足，不管以前损失多少，也不管这当中是怎样的不公平，都该一笔勾销。那就勾销吧！苦泪辛酸都让时光给带走了，我的确感到经过长途跋涉，才到达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避风港，该歇息一下，实在是太累了。
那年暑假我不再天天往外跑，没有烦恼的事在心里挂着，也不因为不顺心而无故糟踏自己的身体，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看书写字。我争到一个安定而有保障的生活，应该知足了。我甚至还有闲情逸志去花坛摆弄花木。在小小的院子里我养了二十几种花草，那些花卉并不名贵，但看着它种活，抽芽，伸枝，开花，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几乎每天都有变化，有“新生事物”出现。有时是叶腋间钻出一个小芽来，有时是枝头伸出嫩绿的叶片，也有的花株正含苞欲放，有的跑得快绽出艳丽的花朵，散出一股芳香。每当此时，便感到赏心悦目，绪事如意，生命重新得到鼓舞。
对一种爱好，我会投入全部热情，很快也就被旁人看出。叔婶和邻居看到我在筛土堆肥，买盆讨花，挑水浇灌，忙得不亦乐乎，几乎都摇着头，认定我是个“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没有吸收教训”，跟过去的集邮一样，不是正经活儿。我知道他们在背后议论担忧，因为集邮已使我身败名裂，前途丧失，焉知养花不会如此？在当年这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我却自行有数，我已从中得到益处，他们并不知道。我不外利用这小小的花坛调济以往过于紧张的神经，同时也用来消耗无聊的时光和过于旺盛的精力，以及我总要盈溢出来的热情，我并没有忘掉生活中最主要的。其实这一切假定是一位有地位的人在忙碌，他们一定投去羡慕和赞许的眼光，还要对他说几句恭维话。而我是个因好得祸，刚被“回收”、“转正”的人，那些花草也就随着主人显得不起色。世间凡是与众不同就难免要遭到责难，在中庸和世故者眼里，极好与极差都因为是少数，是异端，注定要得到“多数人”的讥笑和打击。
我不会“好了伤疤忘了伤”，我知道，有人还在背后谈论我的过去，有幸灾乐祸的，有作为逸事流传的，都是贬低和岐视的成分居多，只有个别是钦佩赞叹的。也有好心人不敢轻意在我面前提到我的遭遇，担心让我难堪。往事的确不堪回首，尤其那段戴着眼镜，脸黄肌瘦，蹲在公路旁叫卖茶水的情景，怪可怜，怪狼狈，我自己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但我从来不怕别人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段经历，它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特别丰富。它是那样痛苦，那样残酷。归根结蒂又使我坚强许多，使我领受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会到濒临绝路的人最迫切的需求。它象是战斗中遗留下的疤痕，增添了几分光彩。我总是十分自豪地回味在度过难关时的自信和毅力，象一位船长回头去看船后的暗礁和恶浪一般，勇气倍增了，而不是削弱了。也许在克服困难方面，我确有超越一般人的力量。经过这场苦难的洗劫，在生活面前，我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势利，而是更加大无畏。
我也清楚地看到，在通往自己理想的路上，我仅仅是回到八年前的起点，那几年的生命全都廉价地消耗在对社会对人民毫无益处的瞎忙中。我的健康也受到严重摧残，可谓元气大损，力不从心，干不了大事。但我绝不言失败，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
从长远意义看，我不会去诅咒过去，人们总是有理智，朝着“向前看”，大多数人不愿纠缠往事。要不，任何一种“落实政策”或“平反昭雪”都无法弥补人们失去的青春年华，无法愈合心灵的创伤。但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对人民也能抱此态度，还给生活本来的颜色。
1974年对我来说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不光工作“转正”，“上山下乡”“回收”一一得到解决，美娟也经由一位亲戚的介绍到离家四十多华里的一间小学当民办教师，每月工资十六元。为此不得不把未满四岁的小儿寄养到岳母家，把小女留在城里交给母亲看管。一家四口分成四处，也够为难的。然而好歹是个工作，能得到就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也该高兴高兴。
八月份县教育局又通知我，下学期去地区“中教班”接受英语培训。我原是一名小学教员，恢复工作不久，正当中学里随着国家外交战线上的节节胜利，纷纷开设英语课。过去被冷落的英语教师，一时象宝贝似地被人到处寻觅着。可是为数不多，有的早已改弦易辙，教起别的学科。不知当时领导从哪里得知我曾经自学过英语，或者竟以为我是“里通外国”分子，必懂得英语，故特意请我去任教。我一时犹豫不决，虽说学过一点，却没有过关，搁了十几年又几乎忘光了。但是一种继续学习的劲头，促使我应承下来。后来边教边学也支撑了两年，内心上还是觉得自己不配教中学英语。教育局居然要我脱产去学习，虽说是一次业务上的进修，但“政治意义”显然更大。同事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认为这意味着一次“提拔”，由“小教”晋升为“中教”，一些人是要眼红的。我也感到自己正当福星高照，红运未衰。
9月8日带着满脸红光我来到地区“中学教师培训班”，再次当起学生，生活中充满了许多乐趣。每天夹着书本轻轻松松地走进教室，除掉自己的用功，无需替别人负有责任。课堂上老先生的提问虽够人紧张，但这种紧张是自己早就熟悉的。而且摔掉工作担子，不再“点燃腊烛”，而是“添加原料”，还感到有点“天天向上”。学校当局就不大管理我们，我们便是独立的自己，可以按各自的兴趣爱好去行事。学员们又都在相互尊重，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过一种彬彬有礼的绅士生活。我大概更适于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再不感到孤单，课余时间常跟大家一起谈笑，跟女学员逗趣，找教师讨论问题，到学校领导家里做客，显得萧洒豁达，不亢不卑。这里没有要做人主的人，自身也感到一股旺兴的气息，不再有烦恼的时候，心平气和，时光就显得艳丽无比，日子也过得十分舒心。
这期间有一位出远门的朋友，特地赶到“中教班”找我，希望能陪他去泉州开元寺走走。大概开元寺作为闽南有名的古迹，一向是这里离乡背井的游子，思恋故土的所在。我刚好也想去看看，不够是怀着不同的情感去的。
久违的愿望一旦实现，有时带来的不是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