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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挨家挨户去征集是挺辛苦的，全靠两条腿，还得不停地爬高楼，何况到后来手里总是提着沉甸甸的材料，有时刚从一幢七楼下来，又得爬另一幢七楼。回到住所已是夜里十二点多，又累又乏。要说我只是个“临时工”，何苦呢！但责任心告诉我，承诺的事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完美，这就难免要苦了自己。但我从工作中得到的愉悦别人是享受不到的。我看到一中建校七十五年来，人才辈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学子，其中不乏佼佼者或在单位中挑梁顶柱的。我为母校感到骄傲和兴奋。他们中有我同班、同届的同学。一些人当年因种种原因上不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只能从事一般的职业。自从改革开放，国家重视人才，有些人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骄子。倒是个别当年被推到重点大学去的，却名不符实无所作为，有负名牌学府的声望。可见如果是一颗明珠，虽被秽物覆盖，只要擦洗，还能发出光辉；如果是一粒卵石，即使涂上颜料，也终有退色的时候。此外更应该庆幸的是我的一些学兄，1956年以前高中毕业的校友。他们当中一些人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按1957年以后的政治标准，恐怕是难于上大学的。现在那些人在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为国家作出贡献。一步之差，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未来。我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在与校友接触中最令我尴尬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校友会问我：“你在学校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说平民一个，还是借用的，大家又不相信。我虽不介意，也一点不脸红，我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工作的效果，这才是体现我价值的地方。但是后来在公开场合，有热心的要把我介绍给校友，感到有点难说出口。如果我是一个“官”，介绍的人会十分自豪而且响噹噹地对大家说：“这是母校的×；×；长。”于是大家鼓掌欢迎。可是我什么都不是，他又担心我脸上无光，大家对我不热情，影响我开展工作。也许一般人总喜欢把职位与一个人的能力挂钩，认为官越大，本事越大。派来的人职位越高，越体现事情的重要性。我却自嘲说：“做官的不用办事，办事的不做官。重要不重要，就看大家的支持啰！”后来也许是我“抛头露脸”的次数多了，校友们逐渐认识我，就不再有这样的“偏见”。
筹办校庆，展示校友的辉煌成果是个重要内容。资金又是另一个大问题，所谓“有钱出钱”，指的是个人经营搞得好，经济收入较宽裕，愿意为教育事业作一点贡献，为母校慷慨解囊捐资助教的事。一方面他们的热心和愿望得以实现和寄托，另一方面母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对学生同样是一个榜样，一种教育，这本身比钱更重要。但当时国内经济还在起步当中，许多人都建议要争取海外侨胞的捐助，说外地一些学校就是靠这方面发威起来的。议论一通而已，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走出去，海外有多少校友，他们在哪里？学校领导更是顾虑重重，一旦达不到目的要招大家唾骂的。我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有一次到厦门征集校友资料，找到我的一位“狗兄弟”胡明辉教授，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几个国家，见多识广，帮我想到法子。提议发挥我这“非官方身份”的作用。组织一个民间校友访港团，自费赴香港联络校友。他这人是说到做到，立马行动，很快就通过一位在香港中旅社当副总裁的校友为我们办好赴港手续。我另一位“狗兄弟”孙礼元当年正派驻香港任一国有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一套刚装修完毕的住房供我们使用。陈荣春校友，当年也在香港新华社任职。依靠他们俩的鼎力支持，为我们牵线搭桥，联络到不少乡贤、校友，积极争取他们为一中捐资办学。后来能有一座科学楼，就是多亏陈荣春校友出面做港胞曾纪华先生的工作，才得以实现。
在香港，白天我们必须留在住处等待校友来访，或出去拜访乡贤，晚上则忙着四处打电话，找寻校友。通过校友间相互转告和提供线索，仅仅几天的时间，我们竟联络到七十几位校友，还召开了一次聚会，成立一中香港校友联络组。虽然这次香港之旅筹集到的资金有限，但沟通了与海外乡贤，校友之间的感情，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母校后来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奠定了基础。在港几天，我没有一日专门出去游玩逛街，许多著名的景区胜地，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按说机会难得，当时又有不少干部借公务外出旅游，或兼而有之。我却是想办一件事，就首先要把它办好，办出成效来，无暇再顾及别的，更不会舍此求私，这种傻劲恐怕一辈子也改不掉。
香港之行在当时全校师生和校友中影响非常大。学校认为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我也觉得找到用武之地，便到县教育局撤回“退休申请书”，同时要求调到一中办公室搞校友工作。调动手续很顺利就办成。我再次进入母校，这次的身份已是教师了。
七十五周年校庆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热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特别要提到新加坡螺城公会的侨胞们。那时离庆典的时间只剩一个月，我决定给那里的校友和著名乡贤发去请谏，目的仅仅想扩大海外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中。想不到他们接到请谏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召集公会成员通报这件事，并委托一人在庆典当天千里迢迢送来二十多人的贺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重视和热心支持可见一斑。此外还要感谢各届组的校友联络员。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帮助联系众多校友，提供多种信息，搜集相关资料，为母校集资办学牵线搭桥。这正是“有力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仅仅做了该做的，而且都是事前幕后的，到了庆典那一天，该是学校领导去唱主角，我只是当中普通的一员。
校庆过后的善后工作仍由我来处理。凡校庆期间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诗书画墨宝、礼品、贺仪等等，所有表示祝贺的单位、个人和寄送成果资料的校友，都得一一答谢，不能有任何疵漏。对校友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在日常工作中校友是我的服务对象，联络和接待是主要事项。只要有地址，我会把每期《校友报》都寄到校友手上。外省市难得回乡一趟的校友，视《校友报》如家书一般珍贵，他们接到后大部分回信表示感激，说是没有一份报纸能如此令他们心醉，有的还索要以前没有看到的《校友报》。对每封来信我会一一回复，不敢有丝毫怠慢。每逢新年，我要替学校给校友们寄去贺年卡，这都是一根根丝线牵连着母校与校友的情谊，加深了校友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激。许多远道回乡的校友，都想到母校来走一走，看看母校的变化。应该说较有名望的校友，学校会主动邀请或由校友带进来，领导出面会客作陪。有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校友，事前要作好安排，挂上迎接的布条，贴上欢迎的标语。一般的校友他们不敢惊动学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其实只要有人告之一声，我总是不论职位高低，福贵贫贱，一概热情接待。校友们能来学校走走，是对母校怀有深情。我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好，除非特殊情况，我也不去惊动领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忙。
校友工作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有时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搞计划生育之类的工作，我会成为“多余”人员被派去充数。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事前学校领导持反对态度，认为北京地面大，校友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系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