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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朱弘友在厂里是个土皇帝，几乎没人再敢怀疑他的权威，但对砸人饭碗这样犯众怒的事，他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不怕工人们凶狠，就怕工人们纠缠，尤其厂里大多数又都是些娘们，哭哭啼啼闹着，求死求活最让他没辙，毕竟他还得要保持住自己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和弥陀佛的外表。
陈依琪尽量用很平静的语气和他说话：“还有范健他们几位老工人没走……”
“这些人真促气！”朱弘友一下子脸色又变了，他紧张起来，瞪圆着眼睛看着陈依琪，朱弘友没当她是外人，所以也不必展现出他已经职业化了的笑容。
“警察走了吗？”朱弘友再次追问。
“走啦，别担心，他们不会闹事的。”陈依琪走近他说道，“他们几个只是家里太困难，要是离开了工厂，那日子就没法过。特别是范健，他老婆卧床好多年了，要是再丢了厂里这份工作，他真的会绝望！”
陈依琪说话细声细气，又糯又软。她说着，伸手就抓过朱弘友胖圆圆的手，几几乎是在哀求：“留下他们吧，他们曾经都是厂里的老模范，就是多了他们几个，也总不会让他们吃白饭的……”
朱弘友拉回自己的手，走到一边，说得很坚决：“不行！你别又要心软，总是妇人之见。听我的，不会错！要是这些‘炒工帮’不离开，工厂转制就寸步难行。要是转制失败，那工厂就彻底完蛋，我们谁也得玩完！现在是顾得了田鸡顾不了蛇，改革吗，总得要有人作出点牺牲。”
朱弘友扔掉手里的烟，用脚狠狠地碾了几下。
陈依琪仍不死心：“那就留下范健吧，以前厂里让他下岗，他去找过市政府，市里领导都有过表态，谁下岗都不会让他下岗，政府应该对他讲点诚信……”
“谁表态，就让他去找谁。”朱弘友仍坚持着。
陈依琪说话的声音开始大了：“我们也没必要做得这样绝吗！就是工厂转制结束，不是一样还要聘用工人？用谁不是用？他们几个老实巴焦的人，全多留下也不会是负担，他们手艺都不错，要不是对工厂有感情，谁也不会死缠着要待在厂里，出去总会有作坊请他们的……”
朱弘友忙打断她的话说道：“那不是很好，让他们去做大师傅，不是挑他们发财？”
陈依琪无话好说，转身开门就走。出门时，她还回头瞪了朱弘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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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心里窝憋，她太理解工友们的心情了，在厂里做了这么多年，快退休的时候又让下岗，谁也无法接受这结局。她更同情那位范健，走路不敢直腰，看人不敢正视，说话不敢大声的老好人，风风雨雨几十年，居然最后还是这样一个结局。
食品厂在吴梁市也算是家很有名的工厂，前门是老街，后门是古运河，它的前身是1829年创办的“江南春”，它的主人就是范健的父亲，四十几年前，范健的父亲在“自愿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后，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不久便归了天。
范健一直保存着父亲临死时留下的一本《吴梁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的小册子，那小册子的首页清楚地登记着他父亲的名字和住址，投资企业名称是“江南春（糕点厂）”，投资额为“五千元整”，息率“5％”，盖着的公章是“吴梁市食品厂”。后面几页的表格里，还密密麻麻地登记着领取股息的日期和数额。父亲死后，范健一家就全靠这本小册子生活，每一个季度领取一次股息；范健也靠了这本小册子进了食品厂，成了工厂正式职工。但到了1966年的第2季度，这股金便停止了发放。“文革”一来，红卫兵小将抄家时，指定要找到这本小册子当“变天帐”的实例，范健冒死将小册子封上油布埋到了地下，声称已经烧了。为此，他被红卫兵小将严刑拷问了三天三夜，最后还天天被游街批斗，从此就变得不善言语。只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4年，政府补发过一次1966年第2季度的股金给他。但之后，政府至今都再也没给他补发过一分钱的股金。
工厂收为国有，获得了很大发展，几次扩充规模，便占了周围几十亩的地。其中大部分地方，占据的是民国前属于一个大徽商的私家花园，那大徽商解放前侨居了海外，再也没回来过。厂区内四季都有花草，遍植樟树、柏树和桂花树，很多都是百年的古树。掩身在树林中的建筑，有清朝民国时期造的，也有解放后砌的，解放前留下的全是典型江南园林风格，解放后新添的都是些方方正正的火柴盒。工厂生产的那些传统糕点产品，要追溯起身份来，大都与进贡皇帝有关。在过去的若干年，产品在市场上曾经都是凭券供应的，能买到的人，不仅可以满足食欲，还可以增添面子上的光彩。在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厂辉煌的业绩，曾令所有食品厂的工人感到自豪。
虽然现在的工厂效益不好，工人们的收入不高，但大家总觉得工厂始终都是个依靠，老工友都几十年下来了，谁不是以厂为家，现在家要散了，那他们又能如何？
他们不象年轻一点的人那样，够独立，也自我，可以大胆地去自谋个生路。象化验室里原来的小丫头，不用你来炒，她先炒了工厂。她有大学的文凭，又有技术特长，辞职跑去广东工厂打工，收入反而是在食品厂时的好几倍，更不用被当领导的三天二头性骚扰，那朱弘友找她说话时，那贼眼老是只盯她的胸脯不看她的脸。她说朱弘友那色眼，可以强奸所有女人的尊严。
还有那些早早就炒了工厂辞职单干的大师傅，他们胆子大，脑子活，在外面开个前店后坊的私人食品店，现在也都成了老板，根本就不会将工厂这份工作再放在自己的眼里。食品是涉及千家万户需求的大行业，那些其它行业的下岗工人，凭着自己懂得在家烧个菜，一样敢将食品加工店开到大街上，也一样可以赚钱养家糊口。食品厂的工人毕竟是专事食品行业的人，比别人更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自己选择在熟悉的行业内做点什么，多了一份胜算。
但范健就不一样，虽然他也有可以出去做大师傅的本事，但他却没有这个胆量，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的时候，他的胆就丢了，这一辈子都不敢再对任何人说个“不”字。他老老实实地守在厂里，永远都是被领导。就是他拿着那本《发息凭证》的小册子去找政府，也不敢大声要求，被人一敷衍，也就乖乖回家了。
陈依琪来到老工友身边时，什么话也没说。这些老工友都是实心眼，一见陈依琪的神情，就猜出了八九，也知趣地不再问了，一个个垂头丧气的默默在离开。他们的思想早已被党的烙铁熨平，对党的感情也忠贞不二，他们不会愤怒，甚至不会跟随大伙去找政府抗议，再多的苦水也只会自己咽下去。党和政府是在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自己受党和政府教育多年，党和政府曾经给了自己莫大的荣誉，自己怎么可以为了一己私利去添党和政府的麻烦呢？
范健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两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冲了出来，他越是想忍，浑身抽搐得越是厉害，喉咙张得更大，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外冒。
一个老男人强忍哭声的抽咽，陈依琪看得啮心，也跟着就流下了泪。她实在是无能为力，她可以劝说朱弘友，但她没有朱弘友手里的权力。她只得背诵那些又陈旧又拙劣的抚慰的语句，用她的玉手真诚地安抚他的脸，她还信誓旦旦地让他在家先等着，待工厂转制结束，会第一个就通知他回来厂里上班。
范健克起身走了，临走时他狠抹了一把脸，那张苍桑苦涩的脸，突然就显现出一副不屑的神情来，双眼射出鄙屑的目光，破天荒愤恨地大声骂了句：“杂种，从来就不讲信用！”
范健骂人的神情和他离去的背影，陈依琪刻骨铭心。
食品厂后花园有块空地，周围都是些古树，古树依然生命力旺盛，枝繁叶茂，绿郁葱葱。唯独边上有棵孤零零侏儒般的歪脖子树半死不活，象个偏瘫，一半已经枯死，另一半的顶端稀疏的绿叶还能证明它仍旧活着。歪脖子树的树干满载着岁月的严酷，粗糙苍老的树皮上全是丑陋的皱纹。据说解放后，在“肃反”、“三反”、“五反”、“四清”到后来的“文革”中，都有人选择这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一直有人想要刨掉这棵歪脖子树，但因为它前后曾经要了七个人的性命，都说它已经成了精，有了灵性。光有人喊，却没人真敢去刨。
这天夜里，在市食品厂工作了二十八年的范健，成了吊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的第八人。范健死时穿的是一件工厂白色的工作服，口袋里还揣着那本《吴梁市公私合营企业发息凭证》的小册子。
处理范健后事时，这本小册子便落到了陈依琪的手里。陈依琪为范健收藏起这本小册子时，觉得一切都象是在轮回，不知这社会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为什么被伤害的总是这些最弱势的人？对范健的的死，陈依琪感到愧疚，她是厂里见到他活着的最后一人，要是自己多陪他聊一会，多和他说些道理，让他开窍，或许他也就不会寻了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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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依琪进食品厂工作，一晃二十多年了。她是下放户的子女，多谢了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为了恢复国民经济，他力主整顿了各行各业。那几年，政府从下放户子女中招收了一大批工人回城里工厂学徒，从十四岁到四十岁都有，陈依琪也在其中。城市的记忆虽然模糊，但她对城市的生活适应得很快。市食品厂象个公园，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象是在过神仙日子。食品厂没什么重活，坐在作台板前捏面团和在自家的厨房里做点心没多大的区别，这比起在苏北毒日下做农活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陈依琪非常热爱也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每天上班都兴冲冲的来，下班后心里还会有份眷恋，就是让她二十四小时都忙在厂里，她也都不会感到厌倦。别说是将自己的青春，就是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家工厂，她也无悔无怨。下班后的大多数时间，她仍心念着工厂，尽管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