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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戴高乐将退出北约看成是自己的辉煌胜利，在日记里还自豪地写道：“对外国舆论来说，我国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角。人们再也不把它当作一个跑龙套的了。”但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事实上也关上了西方能够给予他援助的大门。尽管法国还是北约成员国，但是法国军队却不受北约的指挥和调遣。因此原本只需要北约方面一纸命令便可以直接进入首都的法国军队，戴高乐却不得不放下身段亲自去哀求那些将军。
而萨朗将军所主导的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自成立伊始便宣布封锁了边境地区，拒绝北约理事会向法国派遣包括观察员在内的一切军事人员。北约方面任何武装力量进入法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行为都将被视同为入侵。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欧洲军事大国，北约方面也只能选择以观后效的态度。但是当时的北约理事会显然还没有想到法国会在随后的几年里迅速的投入苏联的怀抱。
第四章：祸起萧墙（七）
事实上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世界都并不喜欢戴高乐这样一个高傲自大又自以为是的法国人执掌一个欧洲大国。这里从这位固执而倔犟的将军开始领导“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便已经初现端倪。在整个二战期间，戴高乐念念不忘的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力图使法国在战后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继续存在。而这一点显然与他当时所掌握的力量不成正比。
戴高乐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是如果和罗斯福对于“自由法国”以及戴高乐本人的态度比起来，丘吉尔可以算至少还保持着一个英国绅士应有的礼貌。尽管戴高乐表示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向来只承认势力的美国总统却认为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相对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
美国为插足北非，决定让军衔高于戴高乐的吉罗将军出面主持北非局面，配合盟军在北非登陆。戴高乐被完全撇在一边，甚至对盟军登陆北非的“火炬”计划都毫无所知。而当盟军登陆受到维希部队抵抗时，美国又同维希政府的实权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达成协议，临时改由达尔朗掌握北非权力。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地位岌岌可危。
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关于分割战后世界的巨头峰会也都没有戴高乐的份。如果不是戴高乐向斯大林秘密输诚的举动，使得英国认识到一个法苏同盟的欧洲是何等可怕的话。或许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便真的按照罗斯福的意见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因为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
尽管丘吉尔力排众议，主张法国是保持欧洲平衡的必要存在，同时也是阻止苏联挥师欧洲的天然屏障。但1944年11月下旬戴高乐在莫斯科依旧向斯大林表示：“法苏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不能将法苏关系与英法关系相提并论，英法之间有太多的利益冲突……”而在大权独揽之后，戴高乐也一贯利用着美苏的对立左右逢源。
因此当得知法国人自己把那位一天到晚自诩为英雄和拯救者的将军赶回科隆贝之时，英美等国的领导人第一时间的反应竟是弹冠相庆，毕竟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戴高乐从来反对超越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行为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保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现在他走了，回到自己的故乡去靠书写回忆录聊以自慰了。在英、美等国的政治分析家眼中，法国理所当然的应该回到由他们主导的西方世界之中，虽然以乔治。马歇和密特朗组成的左翼联盟暂时掌管着这个国家，但是这段政治婚姻根本谈不上稳固。
在华盛顿眼中机械工人出身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并不具备一个政客所应具备的天赋和才能。这一点在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暴露无余。不管记者问的是什么问题，乔治。马歇只管抓紧时间阐述法共意识形态。直到对方听得莫名其妙不得不打断马歇说：“总统先生，这不是我的问题！”而马歇却眨着眼睛得意的说：“可这是我的回答。”
与之相比，雄心勃勃的密特朗更象是这个联盟的实际主导者。作为法国战后最为年轻的议员之一，密特朗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社会人望。60年代中期，密特朗与声望如日中天的戴高乐竞选总统，并出人意料地获近45％的选票，从而奠定了其左翼政党领袖的地位。尽管在“五月风暴”之中密特朗和他所领导社会党支持大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参与挑起政治危机。因此而造成巨大失分，但是一旦出任法兰西第六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总理，这位不甘寂寞的政客必然会挑战法国共产党的权威。
和莫斯科方面一样，北约方面也认为真正控制法国的并非是左翼政治联盟，而是萨朗将军所主导的法国公共安全委员会。毕竟拥有军队效忠的人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君王。而根据这位已经退役了的陆军上将的履历，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会相信这位曾在越南北部和阿尔及利亚与受到苏联支持的当地游击队鏖战的法国军队指挥官会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令西方世界大跌眼睛，就在法兰西第六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阅兵庆典之上，全世界都通过摄象机镜头看到了身着军装的拉乌尔。萨朗恭敬的陪同在应邀来访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身旁，而稍后法苏双方所签署的一系列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的条约之中，西方世界更看到了一个“准华约成员国”出现在了大西洋之畔。
苏联海军的舰艇获准使用法国沿海的各大港口，而在战时苏联空军甚至地面部队也可以自由的通行于法国的领空甚至国土。高傲的法国人向他们一向戒备的铁幕帝国打开了大门。而第一时间受到影响的自然是仍在第一线与之对峙的北约部队。尽管法国还没有向华约组织成员那样向莫斯科承诺：苏联遇到武装进攻时，法国应以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给予援助。但是利用法国境内军事基地的苏联海、空军以及随手可能假道出现在防御方侧背的苏联装甲集群已经足以令北约原先的既定战略破产。
自冷战爆发以来，西方世界对于集结于德国中部直到捷克斯洛伐克一线的苏联重装集群的战略始终是“纵深防御”，也就是说利用驻欧美军以及各北约盟国的地面部队在双方比邻的边境地区，组成绵亘的防御体系。第一线为迟滞地带，其后则是主要防御地区。一旦华约军队进攻，北约首先以迟滞地带阻滞敌人，为跨越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抵达战场的英美军队主力争取时间，当华约的进攻受挫及后续部队展开之后，再进行主力决战，以恢复威慑为战略目标，争取能在不导致核升级的情况下较迅速地结束战争。
但是这一本身便存在着巨大漏洞的战略计划伴随着法国的倒戈更濒临于崩溃状态。首先失去了法国的支撑，整个北约防御体系便毫无纵深可言。部署在民主德国南部的华约军队甚至可以第一时间迂回到北约防御部队的侧后，展开战略合围。而原先可以作为大规模海运卸载点的法国港口成为了苏联红色海狼的巢穴之后，大西洋上破交战的天平也将倒向苏联一方。苏联海军甚至可以通过战略布雷封锁狭窄的英吉利和直布罗陀海峡，将充分动员起来的美、英军队阻挡在欧洲大陆之外。
整个欧洲大陆战略局势的逆转最先影响到的是陷入苏联战略合围的联邦德国。以昔日德国工业基地―鲁尔区为中心建立的联邦德国仅拥有原德国不足1/5的面积大量人口和工业区稠密的坐落于距离东部边界不足100公里的地带内。而随着法国的转向，使这个原本便没有多少战略纵深的国家不得不从原先所奉行的“前沿防御”的理念转入寸土必争的“国土防御”。
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日益浓郁的悲观情节，最终促使联邦德国陷入全面的崩溃。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一直位于冷战第一线的联邦德国不得不正视现实，开始推行与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和“合作”的新东方政策。或许在勃兰特看来，向苏联妥协只是他所信奉的哲学―“历史是运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中的一部分。但是勃兰特上任之后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又与波兰签署了《华沙条约》，正式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其东部的边界的作法却引起德国国内右翼势力的极大不满。
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阿登纳时期重返政府机关的大批原第三帝国高级官员依旧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据要位。这些右翼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勃兰特对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让步以及联邦德国国内号召“无情清算”左翼学生运动最终令联邦德国的政府高层感觉到一种空前不安的气氛。
1972年初，联邦德国一位工会干部克罗纳在与民主德国联络人接头时被联邦德国情报局特工逮捕，在克罗纳的记事本里，出现了纪尧姆的名字。而这个名字的主人正是勃兰特总理的私人政治助理、常务顾问。1972年5月，记者格斯多夫被捕，纪尧姆的名字同样出现在他的记事本上。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负责人对此异常紧张，除了这位联邦德国总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掌握的大量情报之外，由大量原纳粹军队的军官。甚至原盖世太保、党卫军和纳粹安全局的成员组成的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甚至开始怀疑勃兰特总理本人也是东方来的“超级鼹鼠”。
但是由于证据太少，无论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