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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外交手段在控制着北日本公安军总监部的前帝国军人眼中无异于小孩子过家家。事实上从北日本成立之初，以前关东军中下级军官为主组成的北日本公安军总监部便一直谋划着“重返满州”。而中苏之间的决裂更使这种原本只能在密室里谈论的话题逐渐有了可操作性。
在北日本公安军总监部看来，尽管拥有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但是挥师南下，统一日本列岛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南日本自卫队，更可能遭到强大的驻日美军的反击。而“两个日本之间的决战”并不符合莫斯科的全球战略，因此在短时间之内以北日本为主导的“国家统一”依旧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而北日本自身糟糕的地理环境导致其缺乏天然良港和自然资源。尽管艰难的完成了工业化，但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仍完全依赖于苏联的援助。长此以往不仅与南日本之间经济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甚至会面临崩溃的危机。50年代的“粮食危机”和70年代的“能源危机”的噩梦至今仍令北日本方面心有余悸。而1973年由南日本科幻小说作家―小松左京所撰写的小说《日本沉没》也悄然越过隔离墙和缓冲区在北日本掀起了一股“末日回响”的浪潮。
日本共产党方面曾试图在国内禁止此书的发行。但是北日本公安军总监部却将这本书此书直接作为公安军内部参考材料直接在军中刊印。甚至还把小松左京稍早时间的作品―1966年发表《无尽长河的尽头》也同步引进和发行了。北日本公安军总监部意图很明显，便是希望将这种日本列岛随时可能毁灭的忧患再度化为了日本向外扩张的动力之源。而北日本走出列岛的最佳落脚点则早已被选定，那就是曾经被旧日本陆军幻化成“皇道乐土”的中国东北。
“中国是头巨兽，单凭日本的力量是永远无法征服他的，即便是在他最为虚弱的时候。”曾经在中国大陆作战过的益子重雄显然对昔日的战败仍记忆犹心。“即便我们与苏联联手再加上亚细亚的其他民族，这场关乎日本民族乃至全世界未来的战争也同样胜负难料啊！”直接参与编织起巨大的“中华包围网”的？政信同样深知此时中国的大地之所蕴涵的无尽能量。
“‘神尾’计划这种鬼域伎俩顶多只能在开战之初给对方制造小小的混乱而已。战神的天平并不会引起而出现偏移。”尽管北日本公安军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对于那些以从南日本“招募”来的残留孤儿、苏联滨海和中亚地区选拔出来的朝鲜族的生死，北日本公安军总监木下秀明大将此刻已经毫不关心了，因为骰子此刻已经掷下。
“快进入阵地……。”面对着甘石桥的桥面上隆隆驶来的坦克，佐竹佑野焦急的召唤着步兵炮小组进入射击位置。北日本公安军在编制上几乎与旧日本帝国陆军在二战的编制几乎一脉相承。一个800人编制的独立步兵大队下辖3个步兵中队、1个反坦克中队和1个迫击炮中队。但是由于事态紧急，佐竹佑野没有足够的时间部署兵力，只能带领着一个下辖3个步兵小队的步兵中队赶到战场。这也就注定了，他手中没有办法派出装备有重型火箭筒和反坦克导弹的反坦克中队第一时间时间封锁桥面，更无法得到82毫米迫击炮的火力支援。
但是与旧帝国陆军一样，北日本公安军同样奉行“步兵万能”理论。因此即便是一个步兵中队，北日本公安军也要求其具备与敌重装机械化部队抗衡的火力配备。因此除了3个兵力和火力都相当于加强步兵班的自动步兵小组之外，每个步兵中队不仅有1个装备有2挺75式12。7毫米高平两用机枪（苏联HCB“岩石”12。7毫米机枪北日本仿制型号）、1个装备有2门60毫米轻型迫击炮的“掷弹筒”组，更有1个装备有2门82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步兵炮”小组。
长期以来旧日本帝国陆军一直重视步兵分队的近距离火力支援，二战中曾在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战场上广泛使用的92式步兵炮便是一种战术理念的最好体现。不足1吨的重量加上可以分解运输的简单结构，使得92式步兵炮不但方便战时海量生产，更可以几乎可以无条件伴随步兵作战，堪称旧日本帝国陆军的“理想”火力支援武器。
但是92式步兵炮除了重量和体积之外，其他性能均远远落后于西方同口径武器。因此寻找替代产品便成为了北日本公安军草创时期，摆在兵器行政本部面前的首要任务。尽管苏联总参谋部方面认为苏联军工系统生产的大口径迫击炮和反坦克炮完全可以满足北日本公安军的要求。但是战后驻日苏军总司令―崔可夫元帅却选择了在编制和武器研发方面给予北日本公安军以很大的自主空间。
选择崔可夫担任驻日苏军总司令可以说是斯大林在处理战后远东问题上的神来之笔。事实上当百万苏联红军从三个方向向远东的旧日本帝国展开雷霆一击之时，崔可夫并不是远东苏军总司令部的负责人，斯大林委任了他更为信任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来远东出任日本关东军的掘墓人。
尽管在此之前，出生于伏尔加河河畔的华西列夫斯基从来没有亲眼看到过同样汹涌绵长的黑龙江，而崔可夫早在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的实习生时，便已跟随资深外交官克罗日科游历过中国的哈尔浜、长春、旅顺、大连、天津、北京等地。而此后作为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他的足迹更几乎遍布整个华北、华南甚至西南地区。崔可夫甚至会讲一囗流利的中国话。并在期间作为布柳赫尔（即昔日北伐时的加仑将军）的情报参谋直接参与了“中东路事件”―中苏武装冲突。
但是斯大林却早已看出了崔可夫性格中的弱点，这位来自于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年轻人虽然勇猛，但决非可以统帅百万雄兵的大将之才，而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辉煌和柏林城下的激进也注定了他无法成为即将远东部署的3个方面军中任何一个的指挥官，因此斯大林选择了梅列茨科夫元帅、普尔卡耶夫大将和马利诺夫基元帅前往新的战场，而将更为熟悉中国和东亚的朱可夫和崔可夫丢在一片废墟之中的柏林。
直到尘埃落定，斯大林才将在德国心痒难奈又被昔日领导、一贯飞扬跋扈的朱可夫死死压制的崔可夫同志召回莫斯科，一番勉励之后，才让他动身前往与美、英、中、澳等国盟军分区占领的东京。让他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并给予了崔可夫自由处置半个日本的无上权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大林也有让崔可夫将北日本公安军作为苏联红军步兵分队未来改革试验田的意味―因为崔可夫本身也是苏联红军之中少有的步兵战专家。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堆中，崔可夫创造性的采用了“强击支队和强击群”战术，成功摸索出城市巷战的经典战法，才最终使擅长运动战和空地协同的德军第6集团军顿兵城下、无计可施。而崔可夫也没有令斯大林失望。在他看来旧日本帝国陆军事实上并非是西方世界所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除了以所谓的“武士道”信仰来鼓动士兵的士气以及主动进攻精神之外，日本陆军长期以来的建军思想、部队编制甚至火力配备都不无可取之处。
唯一落后于时代的并不是日本陆军本身，而是赖以支持军队的国家工业体系。在详细分析了太平洋战场的诸多战例之后，崔可夫甚至断言如果让日本陆军拥有苏联红军那样的武器装备，甚至只是替换掉营、连步兵手中那无法保持持续火力压制的轻武器，那么像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的拉锯战最终的结果便可能会被彻底的改写。
因此崔可夫在北日本公安军创建的问题上，基本保留了旧日本陆军原有的编制体系。当然同时也开始逐步的推进北日本公安军的步兵武器自动化和现代化。而在北日本公安军提出步兵支援武器开发计划方面。崔可夫显得也很豁达，他摈弃了所谓的“门户之见”，对于北日本公安军以美国陆军为师，大力发展在苏联陆军之中长期得不到发展的无后坐力炮不仅表示同意，更鼓励北日本方面在这个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
新中国的步兵分队武器大都是从仿照苏式装备开始发展的，但是在无后坐力炮领域则是可以说另辟蹊径。抗战时期美国曾援助当时的国民政府军队一些M18、M20型无后坐力炮。在解放战争中这些美制武器及国民政府军队所仿制的产品与资料均人民被解放军缴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军工部门在缴获的相关实物的基础上开始仿制。中国的无后坐力炮同样走过了一条从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发展之路。
而北日本在这个领域与中国所经历的里程基本相仿。在美、英、中、澳等国盟军所发动的“王冠”行动中，在房总半岛的九十九里滨登陆展开的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以及在相模湾的平冢市一线与旧日本帝国陆军第1总军第12方面军展开激战的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均大量配备有无后坐力炮。占领滩头阵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两栖军就是依靠着这种武器顶住了日本陆军第1、第4战车师团以及独立第2、第3、第7战车旅团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
当然在追击战中，也有不少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步兵分队陷入了日本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一些M20型无后坐力炮也成为了旧日本陆军的战利品。等到战争结束之时，苏联红军东京先遣集群在东京市北部的浦和市接管旧日本帝国陆军第1总军第12方面军司令部之时。一线作战各部队上缴上来的美制无后坐力炮已有100多门了。
通过对这些缴获拆卸和测量以及与中国方面进行的技术交流，使得几乎与新中国同步开始工业化的北日本，在1958年开始自行定型量产58式75毫米无后坐力炮。但是与中国不断对75毫米无后力炮进行改进，并在越南战争之后开始研制更大口径的105毫米75式无后坐力炮不同，北日本方面在60年代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