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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却是肯定能够的领会到孔子在这里有弦外之音的。所谓“闻弦歌而知雅意”，当时尽有当时的贵族传统，孔子的这种作法，或者是符合贵族的礼仪习惯，也是说不定的。我们今天的人们要批评这种做法不够坦率，也无不可；但是如果能够尊重一下古人的习惯，了解到有可能古人特别古代知识界可能更愿意接受这种委婉但绝不是隐晦——正如我前面强调的，有当时语言习惯的说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无足深怪的。总之，一部《春秋》里面，有着无数的弦外之意，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或者也可以说，战国到西汉的学者们，相信其中有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我们后人相不相信无关紧要，但是当时的人们既然相信，就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你说对不对？”
士燮赞同道：“不错，而《公羊传》是忠实的反映了孔子的真实意图的解释性著作。甚至有人认为，《公羊传》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很可能就是孔子学生的课堂记录。这《公羊传》是孔子课堂讲义。”
“《公羊传》所传达的思想，这也是大汉的官方政治学说。人们对这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智慧是深信不疑的。那士兄能不能讲述下《公羊传》呢？”
士燮立刻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毕炜不时的就所讲提问，却不对他讲的加以评论。这使他洋洋得意，言之滔滔，讲了半个时辰。
毕炜大笑：“听说你遍读圣贤书，我想来看看你是否知道春秋新王、春秋王鲁、孔子为王、孔子改制、天子一爵、天人感应、夷夏之辩、经权说、张三世、大一统、通三统、大复仇，没想到你只不过是一竖子而已。”
士燮听了这一大串准备了很久的新词，大惊之下问：“何谓春秋新王、春秋王鲁、孔子为王、孔子改制、天子一爵、天人感应、夷夏之辩、经权说、张三世、大一统、通三统、大复仇。”
毕炜得意道：“春秋新王、春秋王鲁、孔子为王、孔子改制、天子一爵、天人感应、夷夏之辩、经权说、张三世、大一统、通三统、大复仇。是我对《春秋公羊传》的研究心得。”
“何谓“《春秋》新王”呢？《春秋公羊传》是托事明义的治理天下的经法，《春秋》是在缺少尧舜的时代，行一道德上的“王”的作用。《春秋》就是新王，承认《春秋》新王，就是表示当世的王者，应当以《春秋》的褒贬为褒贬。《春秋》借史书而行褒贬，在今人看来不足一晒，在古人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所谓的“《春秋》王鲁”，和上亦是差不多的意思。即《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这个“新王”假托鲁国的十二世诸侯，行王者之事。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见《公羊》的学者们也认为，这里《春秋》有一寓言的性质，只是《春秋》是借助真正存在的史实来寄托自己的寓意，因此而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春秋》有一种寓言式历史来体现他的思想。《春秋》用虚构真理去解释历史，反过来借助历史的权威性支持真理的合法性。这就是我以为的《春秋》的本质。《公羊》学者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接受了这一点，并且致力于从《春秋》中分离出真理来指导现实的政治活动。《春秋》是否王鲁和为何王鲁，其实己不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也从来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只是《春秋》新王说的附属性问题。之所以要在实际上诸侯中寻找一个王的隐性替身，有可能表达了这样的信息：让人们从中去寻找王者在某些问题应当如何行事，可以这样解释：《春秋》、《春秋》中的鲁公、孔子其实就是孔子政治理想中的三位一体。有时候《春秋》新王无法表达的地方，就需要通过鲁公来传递某些信息。”
“故所谓的“孔子为王”，《公羊》学者往往借助这种说法，来制衡皇帝的权力。”
“至于“孔子改制”，则是属于所谓的“公羊口说”，一般认为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究竟是孔子的本意还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是个大问题，影响到一系列观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公羊做为官方主要政治学说的年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孔子改制”，公羊学者们往往称之为“春秋制”、“太平制”，《公羊》学者们通过公羊口说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通过讥、贬、诛、绝等条例，实际上改变了周制，孔子要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亦即“春秋制”。这种“改制”，包括公羊学者们认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历法而不用周代的历法；规定了嫡子继承制；大一统制；亲迎制；三田制；三年丧制；三等爵制；七等官制；选举制；井田制；郊制等等。观察其中这些改制，有些是因袭周制，有些确有改变。至于是否改变，我们这里不必追究，由学者们去考据好了。我们只要知道，到了西汉中后期，这些制度成为了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和其中暗藏的含义就够了。”
“接下来说“天子一爵”，这是公羊学者给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级的一部分。“天人感应说”众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属于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实际上本身就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其内容无非是借用一些灾异，赋予政治意义，来吓唬皇帝。就是所谓的“屈君伸天”。一方面承认等级制度存在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方面又试图给最高等级的皇帝寻找制约力量，这是公羊学者们政治学说的最大特点。为什么我要加上“现阶段”的定词呢？后面会有讲到。这并非给公羊学者面子上抹金。”
““夷夏之辩”影响之深远，到了今天，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辩在《公羊》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并非是以血统种族区分夷夏。夷夏是野蛮与文明为界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高傲的自卫心态。《春秋》对于夷夏之变，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则是以文明与否做为评价标准。所以《公羊》认为，《春秋》绝不认为夷狄有资格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却在如泌之战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肯定为夷狄的楚，否定为诸夏的晋。这样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学在这方面的态度。这种文化本位论，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说，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略经患难而不灭亡，夷夏之辩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毕炜略去了几点，清了清嗓子。
““经权说”同样的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公羊》区别于其他儒学的一面旗帜。经权说的意思是指，在遵守最基本的公羊原则或者说春秋大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公羊》并不认为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成了。这种思想被人讥讽甚多，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儒家，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就是公羊学者们承认有基本原则的存在。经权说的表现之一，就是“实与文不与”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春秋》对某些事情，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从理想乌托邦来讲是错误的，并不认可这样做，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实际上，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对其表示肯定。这是经权说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一世的公羊家们，很少有迂夫子出现的原因。这一点同时也与西汉的王霸道杂治暗合。很可能这一点也是公羊学在皇帝“纯用儒政”后逐渐事实上失宠的原因之一。儒家除公羊一派之外，大抵不知变通，后世能够记得《公羊》还有这样的经权说的人，只怕很少了。”
“通三统”的思想和大一统是相关的。所谓三统，就是黑统、白统、赤统。这中间提供了一种暗示，暗示天下非一家独有——公羊家则把这种暗示说明白了。通三统是对大一统的补充，就不承认某家可以千秋万世，这也是一种施压促其行德政的历史观宣传。而同时，通三统理论亦告诫后任的统治者对前任统治者的后代，要结予较好特遇，反对血腥的清算。西汉有两个痴儿，就跑去上书西汉皇帝，说他们推算汉室气运己衰，应当退居百里，让贤逊位。这里面，就有通三统的理论。只是这个痴儿过于乌托邦了，白白送了性命。 ”
“最后就是“大复仇”。放到最后介绍，并非因为它相对不重要，相反，这也是公羊派一大特色理论。“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赞许、推崇。《春秋公羊传》凡有复仇事，必然大书而特书，可以说这是公羊派的“侠客背景”。公羊赞许的复仇，主要是涉及家国大事，有三种复仇是公羊赞许的：其一，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这样，就算是九世以后再来复仇，公羊也认为可以，“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矣。”但是《公羊》认为这种百世复仇之义，只限于为国复仇。其二，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公羊》推崇君臣以义合的观点，并不认为臣子对君主要绝对效忠。也不讲什么大义灭亲——这是《春秋左氏传》的观点。《公羊》认为，事君只是“义合”，事父是“天属”，义合的关系，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就自动消除了，义合的关系不存在，所以可以复仇。但是如果父亲是有罪被杀，则君臣之义仍然存在，就不能复仇。这种精神，是《公羊》独有的。其三，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公羊》认为臣子为君复仇，也是一种责任。
《春秋》对耻辱看得极重，这一点影响中国数千年。儒家对耻辱的看重，可能受到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