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哭了，多么好的一个舞蹈演员，多么年轻的一条生命。或许，陈维也
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跳舞了，她趴在城墙上失声痛哭，那一刻，伟
大的长城和弱小的生命溶进了我的血液。
直播的时候，当我挥手介绍陈维，我又没能控制住感情和陈维一起哭了，
她像个孩子一样偎在我的怀里，我像母亲一样紧紧地搂住了她。
分手时我给陈维买了一件花毛衣。她穿着花毛衣流着泪离开了北京，离
开了我。一年之后，陈维去世了。
如果有人问我，我所主持的节目有什么幕后的故事，我说这些算幕后的
故事吗？我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当你在体验生活时，你就在
积累情感，面对心与心的碰撞，我的情感无从逃避。
1995年，陈雨露导演的以歌颂残疾人为主题的“综艺大观”，由我做主
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
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
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
持人。那次我有幸在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战斗英雄麦贤德，草原英雄小姐妹
龙梅和玉荣。多年来，无论是谁做嘉宾，只要在我的节目中出现，我都会提
前到他们的住处进行采访，了解一些资料，体验对方那一份感情。这已经是
我这几年做主持人的习惯了。
“倪萍，你别见笑，他激动了就这样。。”
“那他平时在家什么样？”我问。
“由于脑子不好，老麦脾气特别急，急了就摔东西，家里的东西全让他
摔坏了，我又怕不给他摔，他心里不舒畅，就把家里所有的怕碎的东西都换
成塑料的了。”
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她把我当成了普通的姐妹，我把她看成了普通的
女人，我们说着，哭着，笑着。。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几十年她就
是这么做着英雄的妻子，这也是奉献呀！她完全有理由离开他，开始自己的
新生活。她没有，依然对老麦那么好。她一生只在付出啊！我被感动了。
后来在节目中，我介绍麦贤德的同时，介绍了他的妻子，我说：“这是
一位最伟大的妻子！”我害怕自己流下眼泪，于是我背对摄像机。
也是同一期节目，一群聋哑孩子表演舞蹈。结束时我说，“这些孩子们
听不到掌声，但是她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请观众们把手举高些，告诉孩子
们，我们爱他们。”当森林般的手臂高高举起时，聋哑孩子们高兴地笑了，
我也含泪笑了。
镜头记录了我的哭，也记载着我的笑。
爱笑也是我的本性，妈妈说小时候，谁给我一块糖豆，我也张开那没有
牙的嘴欢笑起来。长大了，邻居们喜欢我，一是因为我嘴甜，爱叫人，再就
是我有一张笑脸。来电视台后，看什么小品相声我都乐，蔡明说：“老倪是
没见过包袱的人，什么样的烂包袱她都笑，有时台上听着她在台下一个人乐，
我们在台上都发慌。”春节晚会一审查小品，导演们就说，最好把倪萍和陈
雨露安排在观众席里当“托儿”，多没劲儿的节目她们看着都乐。
生活中我爱笑，上了电视我也爱笑。这里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我希望让
大家看娱乐性节目的时候，心情能快乐起来，我在节目中经常觉得自己像个
家庭主妇，以最大限度的热情欢迎来我家做客的人，即使有时饭菜不那么可
口，但主人的诚意是由衷的，也会让客人在你的家中心情舒畅。
在节目中我很放松自己，高兴了有时会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我也不在乎，
只要这是真的，何须掩盖呢。有记者问我：“三百六十五天，你天天都那么
精神饱满？”当然不是，我也是个人，正常人的苦乐我都有，正常人的病灾
忧患我也逃脱不了。这些年我光医院就住了两次，每年冬天的第一场流感我
肯定赶上，已经三年了，春节之前我都是在医院打完点滴再上舞台，对此我
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你的职业就必须这样，除非躺倒不干，要上台就没有权
力把痛苦带给观众，特别是娱乐性的节目，谁愿意看你那不高兴的脸啊！有
一次我发高烧，直播那天还烧到
38度，那时还没有人替我，临上场我觉得脸
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
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
都是木的，牙齿发紧，眼皮沉重，于是我绕着楼梯跑了三圈，才恢复了一些
常态。像这样的时刻，每一个从事我们这行的人都会经历过。
我所采访的人物、事件，这些都促成了我今天的主持风格，然而，更有
观众对我的影响。是的，观众在塑造着我这个主持人：我的人格、品质。。
我是个对生活极其敏感的人。我经历了许多波折还没有变得冷漠，因为我觉
得生活给我的美好东西很多。做节目不可能总去找英雄，访劳模。即使在每
一期节目的普通人中，我也能发现许多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这对我同样有
着净化的作用。我的工作可以使我接触到许多高尚的人，与他们相比，我有
由衷的渺小之感。
我常想：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工作，我恐怕会比现在境界差很多。
在“综艺大观”100期时，我讲述了北京十六中的一位女中学生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女孩子得了癌症，找到我的时候已经
是晚期了，我怀着最后的希望替她求了许多名医，终究没能救活她，在这个
女孩子离开人世之后，每逢周末，她的父母都把女儿的照片摆在椅子上，让
她坐在电视机前和他们一同看“综艺大观”，直到结束。
这就是我的动力所在。我曾说过，主持人只有百分之一是技巧，百分之
九十九是阅历、知识、教养、人格再加上机遇。我将不停息地努力追赶着观
众心中的高度。因为有那么多观众在注视着我，其中也有她们，已在另一个
世界的美丽女孩。她们凝视着我，用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清澈目光。我
爱她们，每当想到和说到她们时，眼泪会自己跑出来。
我说节目中的所有眼泪、欢笑都是我自己的，即使不做主持人，我依然
是这个世界上爱哭爱笑的女人。这是改不了的本性。
冬去春来
冬去春来
——自题
1996年的最后一天，我和八十八岁的姥姥、六十四岁的母亲、二十五岁
的表妹、十七岁的小阿姨趴在我们家那宽大的玻璃窗上，惊喜地看着今年的
这头一场雪。雪下得不大，却很均匀，很优雅。这雪仿佛要带走一年的熙攘，
让我静静地回首。
姥姥欢喜地说：“好哇，好哇，明年准有个好收成。”
表妹和小阿姨：“再下大点儿，下大点儿，这点雪一会儿就化了。”
母亲望着远方：“不知青岛咱家那边下雪了没有？”
只有我，什么也没说。置身在亲人中间，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亲情
温暖了我，小雪抚慰了我。
今年的新年年夜饭因为姥姥在，我们吃得很正经，七个碟八个碗的一直
吃到九点钟。表妹买了很多欢乐球，五颜六色的球粘了一屋子，刹时，家里
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淘气的表妹和小阿姨，欺负姥姥耳朵背，把一堆
欢乐球都粘在姥姥的后背上，她俩一个在前面引着姥姥说话，另一个在后面
拼命地粘，可怜的姥姥带着一身球满屋子地走，全家人满屋子跟着笑，姥姥
见别人笑，自个也笑。一直闹到快十二点了，才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用甜
美的梦乡迎接。。 1997年。
屋子寂静下来了，可。。 1996年发生的一切都轻压漫拢在我的心头。我翻来
覆去也不能入睡了。望着满屋子的贺年卡，回味着满世界的问候，我的心被
搅动了，我忍不住起身来到书房。书桌上那醒目的台历被我撕下了最后一页。
啊， 1996年，不堪回首的一年，三百六十六天（1996年是闰年），酸甜苦
辣，全涌上了我的喉咙，再也没有比这一年过得这样难了。生活、工作好像
全都倒了个个儿，一直控制着的最后一道心里防线此刻决堤了，我伏在桌子
上大哭了一场，哭我那受伤的心灵，哭我那万千的思绪，哭我被迫接受的百
感交集。。
实在顶不住了就偷偷哭一场，多少年，我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最没出息的
办法倾泻自己的情感，抚慰自己的心灵。哭一场能减轻一些痛苦，哭一场能
有些安慰，哭一场能洗刷一些委屈，哭出来心里就好受许多。。
我渐渐地安静下来，起身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窗外的雪还在下着。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离开“综艺大观”的念头？准确地说是在1994年春
节晚会前，那年郎昆导演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提出：“当今电视荧屏极大地
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与许多艺术家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屏幕也急需
推出新人，一些常在电视中露面的老面孔已经开始被观众所厌倦。”他的话
对我震动很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虽然从时间上勉强还算新人，但是由
于出镜率太高而使我很快成了“老面孔”。从进入电视台开始，所有的大型
节目几乎都有我，做主持人才三个月我就担任了当年春节晚会重要的主持
人，以后每年从“三八”开始，“五一”、“七一”、“十一”、“元旦”、
“教师节”、“老人节”、“元宵节”，直到春节都是我在做主持人，我以
为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主持人，我有多少能力，使自己在同一形式的综艺晚
会上不断出新，永远被观众喜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的职业决定了
他是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功。艺术最大的任务就在于更新和超越。我选
择了这一残酷的职业，也就意味着我不得安宁。要挖空心思地创造非凡，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