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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只能在床脚立住远远望一眼，望一眼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便汹涌而出。有的女同志踉踉跄跄往外走，没出大厅便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不见想得要死，见了痛得要死。她们心碎了，她们哭晕了。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脚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浮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那天，周恩来又醒来，用细微的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讷讷询问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弱的手一下子握住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他在出汗，可是他还想竭力控制自己不要有过分的痛苦表情。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哼一哼，哼一哼可以减轻痛苦。他始终不出声。嘴角咧一咧，似乎要做出笑的样子，却终于没有做出。他好容易透过一口气，喘息未定，也许发现我们在流泪，也许发现自己握住医生的手表现出了痛苦的失态，他忽然以惊人的意志力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他真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才去握手吗？这种掩饰使我心痛欲裂，却又不敢任泪水狂流。“别管我、我一个人，管、管全局……”周恩来对医生说。他松开手，独自陷入剧痛的折磨。他不喊不叫，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即使合上眼帘也无法遮掩。那看不见的抽搐颤抖和血液激荡，完全可以凭感觉察知，整个病房都能觉察出那种痛苦急促的节奏，那种冲撞交锋的波澜！“吴、吴大夫，打、打一针……”周恩来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在剧痛中保持不露声色时，他便这样请求。他至死不愿叫任何人来分担他的痛苦。
1976年1月8日晨8点左右，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们的总理。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在正常年月里，他一天可以睡到4个小时；近10年中，由于天下大乱，他一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你只须在周恩来身边呆一呆，便一切都明白了。
“老张！老张！”我躺下不到一小时，小高旋风似的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胁旁，声音随着目光一道颤抖，“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我像挨电打一样，从瘫软中一跃而起，赶忙往下跑。
片刻之后，我稍稍定一下神，看到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那里显示着周恩来跳动的脉搏。
终于，我开始慌了，那脉搏越来越弱，我心里那团火也越燃越小，后来几乎要化作一缕游烟……我受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像在抓着一个最伟大最美好的生命，生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那生命拖回来呀！“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发凉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温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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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的日常收支
高振普
周恩来总理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5）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1／4。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邓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周恩来卫士的回忆）
朱敏：爹爹临终惦念生产（1）
朱敏
朱敏，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的女儿，1940年12月14岁时辗转赴延安回到父亲身边，后到苏联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学习，亲历了残酷的苏联卫国战争，被德寇抓进集中营。电影《红樱桃》主人公的原型即为朱敏。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敏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朱德》中，朱敏写到爹爹1976年7月6日去世前怀念战友周恩来、抱病读新译本《共产党宣言》、拉着李先念的手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本文即摘自该书。
1976年7月6日，爹爹走完了90个寒暑春秋，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周恩来住院时，爹爹去看望了几次，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没有过多地担忧。没有想到很快就传来病危的消息。
其实爹爹并不知道，每次周恩来伯伯见爹爹都是有备而见。有一次，爹爹接到周恩来秘书的电话，说总理很想看看朱老总，可否安排来一次。爹爹当然也十分想去看看他的老战友啦！可是，周恩来伯伯怕爹爹看见自己的病态会难过，事先特意换上中山装，将病号服压在枕头底下。周恩来伯伯又怕见面时间长了影响爹爹吃饭，便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下午5点半，一定要让老总回家，他有糖尿病，不能影响他按时吃晚饭。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伯伯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爹爹的要求。这一次，周恩来伯伯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50多年前相处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爹爹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爹爹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伯伯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爹爹的汽车驶出视线才转身回病房。
这之后，爹爹再没有看见周恩来，也不知他的病情怎样了，直到得到周恩来病危的通知……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个传达不幸消息的电话是康克清妈妈接的。她没有一下子告诉爹爹，她知道爹爹和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感情很深，而且周恩来比爹爹年轻10多岁，一下子挑明了，怕爹爹经不住打击。到了第二天，离老帅向总理遗体告别还剩下一天时间，妈妈故意将话题转移到总理的病情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深入，爹爹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态度，知道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人难免一死。
妈妈一见，以为爹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便将总理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爹爹。爹爹立即站立起来，紧张地问：“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上午……8点……”
爹爹扑通跌坐在藤椅里，两眼直直的。
妈妈一见好害怕，连忙推爹爹，喊：“老总，老总，你没有事吧？”
这时，爹爹已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妈妈知道爹爹心里难过，流流眼泪比憋在心里强，就没有安慰爹爹，让他痛快地哭一场。爹爹哭声越来越大，最后放声大哭。他的哭声使身边已经知道这一噩耗的工作人员，再也憋不住内心的悲伤了，跟着在外头房间也哭泣了起来。已经懂事的孙子，也哭着奔到爷爷面前，祖孙抱头痛哭……
第二天，爹爹到北京医院吊唁厅向周恩来遗体最后告别。
爹爹从出门上车就开始流泪，等到了吊唁厅走到总理身边，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双腿颤巍，但还是并拢双腿，以军人的姿势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这是爹爹生前最后一个军礼！
开追悼会那天，爹爹本来是要去的，但连日的悲伤，影响了他的身体。那天上午，爹爹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他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爹爹伤心地拍打着自己的腿，好像是对自己说，又好像是对周恩来的亡灵说：“恩来，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爹爹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听清楚。但是半年后，爹爹也走了。
我想，是不是他们在预约相见的时间？
总理去世后，爹爹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拼命地工作。他那时已经90高龄，我们晚辈劝也劝不住，他就是要去工作！
我做了个简单统计，爹爹从1976年2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天，5个月中，共会见外宾l8次，找人谈话三次，其中最后一次和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