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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二年，以李维业为首的法国殖民军再度入侵越南北部，重新占领河内，南定等城市。刘永福从老街出兵援助处于困境的越军。是年五月，在第二次纸桥战斗中，“黑旗军”冒着法军的猛烈炮火，与法军展开白刃战，杀掉法军统帅李维业和副统帅安眉，五千法军几乎全军覆灭。从此，法军对“黑旗军”畏如猛虎，闻风丧胆。
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广西将领冯子材在谅山大败法军，导致法国总理茹费理的下台，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
二十世纪初，越南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著名领袖潘佩珠，曾长期在中国活动，多次会晤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受到了三民主义的熏陶。一九一二年潘佩珠在我国广州建立“越南光复会”，常常在沙河刘家祠（刘永福的房子）聚会，刘永福一直支持他们的活动。不少华侨与光复会关系密切。曾侨居越南的广东革命党人苏少楼是潘佩珠的好友，积极参加光复会活动，后来成为光复会的统领之一。
早在二十年代初，胡志明主席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时，就与我党在巴黎的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密切交往，建立了革命的情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我国广州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胡志明主席创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即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总部设在广州文明路12号（现为延安二路422号）。
越南党成立不久，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越南革命处于低潮。为了保存实力，越南许多革命者如黎鸿峰、何辉集、明开、冯志坚等暂时避居我国，我党和我国人民给予了积极热情的帮助。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越南党还未建立军队，缺乏进行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人民政权的经验。我党驻昆明、武汉、贵阳等机构给予了热情帮助，并协助其在我广西南光开办训练班。然后回到国内建立越北根据地和自己的军队，逐步赢得了抗法斗争的胜利。
在越南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广大侨居越南的华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1年5月，旅越华侨建立了“越南华侨救亡会”，成为越南抗日、反法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越南人民一道，投入反对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许多进步华侨为了越南的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献出了鲜血和生命。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挑起了战火。在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中，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给予大力支援。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越南抗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18日，我国首先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应越党要求，派出了军事、政治、经济、土改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经济、土改工作。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为了维护越南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积极努力，促使会议达成协议，迫使法国撤走全部远征军。抗法战争胜利后不久，我党还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帮助起草《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统一战线纲领（草案）》等文件，派出代表团，对巩固和平、建军、土改、整党、接管城市、恢复经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外交斗争方面的工作予以帮助，使新生的越南政权尽快地以巩固。
1964年8月，美国派舰艇侵入北部湾挑衅，并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派出大批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将“特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妄图以“南打北炸”的手段迫使越南屈服。正当越南人民濒临民族危难之时，我国立即掀起了援越抗美的高潮。我国政府庄严声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政府和人民从经济上、军事上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对越南提供了200多亿元援助款，其中无偿援款占93．3％，无息贷款占6．7％。此外，我国每年还向越南提供自由外汇，到1975年止，共提供63563万美元。提供的各种物资中有：粮食、食品548．9万吨，棉布34630万米，钢材、水泥140余万吨，汽车、拖拉机、机车、火车车厢4．5万余辆（台）。无偿提供的军援总量达94亿3千余吨。其中枪支216万余支，火炮3．75万余门，各种弹药128887万发，飞机179架，船艇145艘，坦克、装甲车、履带牵引车1044辆，各种汽车16333辆，压缩饼干、副食品15．3万余吨，燃油22万吨，以及大量工兵、通讯、防化器材、装备零件、军需被装机其他物资。
在越南抗法、抗美期间，我军派出上千名军事专家协助组织并参加了抗法和抗美斗争的重大战役。1950年，为了扫清中越边境法军和控制被法军占领的通向我国的主要交通线，我党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派出了以陈赓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越南帮助训练干部、组织战役；同时派出了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入越。1950年9月，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南人民军发动了“边界战役”，粉碎了法军自高平至谅山一线的防御体系，一举解放了老街、高平、谅山等省的广大地区，打通了长达1000公里的中越边界线，控制了边界几条交通干线，使越南解放区与我国连接起来。“边界战役”后，中国顾问团有帮助组织了中游战役、东北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歼灭了法军大批有生力量。
1953年，法军为了扭转败局，调集了法国在印度支那个战场的机动兵力，侵犯越北平原，妄图在18个月内夺回战场主动权。11月，法军以6个营伞兵空降越南西北部战略要地奠边府，修筑了坚固的堡垒。法军吹嘘奠边府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炮台”，“东南亚的凡尔登”，企图以奠边府作控制越南西北部和上寮地区的据点。为了粉碎法军企图，早日解放越南北方，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顾问团帮助组织指挥“奠边府战役”。经过55个昼夜的战斗，于5月7日解放了奠边府，歼灭法军16000人，活捉了法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少将及指挥部全部人员，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印度支那随之恢复了和平，越南北方完全解放。
在抗美战争期间，我援越高炮部队对空作战250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3288架，俘虏、击毙美军飞行员211名，对粉碎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计划起了重大作用。
在美国对越南北方封锁期间，我海军舰艇出海扫雷526艇次，扫雷航程17500海里，清扫面积200平方海里。奋战十多个月，相继疏通了海防、鸿基、锦普港口及东北群岛各航道。我派出的工程、铁道、通信等部队，克服种种困难，为越南修建了铁路、桥梁、公路、机场、输油管线、通信线路、国防工程等大量军事、经济设施。
近30年来，我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大大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一时期对越南援助的总和。越南人民军在战争中的吃、穿、用及车辆、武器、弹药，大部分是我国供应的。苏联和东欧通过铁路运输援助越南的物资，运费也有我国负担。我国的援助，对越南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解放南方，统一国家，以及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给予越南的援助，是在克服我国困难，甚至挤掉自己的项目的情况下提供的。有的武器装备，我们科研单位刚研制出来，部队还未使用，就优先提供给他们。为了帮助越南建设输油管线，我们花外汇从联邦德国进口无缝钢管给他们。越南北江氮肥厂压缩机的电机，是联邦德国产品，他们搞坏了，我们从自己的工厂拆下一台电机给他们运去。为了建设红河大桥，我们不惜压缩国内工程，挤出8万吨水泥、5万吨钢材。我国援助越南的飞机也是我国制造的最好最好的飞机。在美对越南北方空袭严重的日子里，我们不顾被美机轰炸的危险，让一批又一批越机进驻我边境机场。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飞机一到，就立即维护保养。他们飞机上的零件坏了，宁可我们不用，也要及时给他们换上。
对于我国给越南的无私援助，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越南党和人民也是承认的，广大越南人民更是永志不忘。正直的越南人民把我对越得件件援助赞为越中人民友谊的花朵。曾经担任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黄文欢同志，曾专门撰写文章颂扬我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他说：“在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期间，中国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越南最有力的支持，而且还向越南提供了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越中关系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极为美好的纯洁的关系。”
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对于我国的支持和援助有过高度的评价。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称颂我国：“恩深、义重、情长，友好精神万代流芳”。
许世友想到这些，他觉得当年在那友好的气氛中，由于两国的团结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以“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相处，不仅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意见比较一致，在涉及两国关系的一些问题上，也能够以维护友谊为重，互谦互让，协商解决。
例如，现在的中越边界是中法战争后划定的。两国政府在1958年的边界谈判中，一致同意维持边界现状这一原则。30年来，这条边界线成为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边界人民友好相处，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