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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任何内部有许许多多相互作用的因素的事物。这个研究所没有教职工，也没有学生，
但却在致力于尽可能广泛地在研究人员之间建立起联络网。经济学家便是这个联络网上
重要的一环。
考温说，他打电话给阿瑟的真正意图是，肯·阿罗建议桑塔费研究所邀请阿瑟来做
访问研究员。也就是说，阿瑟可以在研讨会召开前几周来桑塔费，在研讨会召开以后还
可以再在研究所住上几周。这样，他就有时间和其他住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块儿工作，
共同探讨。对此他有兴趣吗？
“当然有兴趣。”阿瑟说。秋季到桑塔费住上六个星期，所有费用都不必自己负担。
为什么不呢？此外，他不得不承认桑塔费这个强大的学术火力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盖尔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这是继阿罗和安德森之后阿瑟听说的与桑塔费有关的第三个
诺贝尔桂冠得主。盖尔曼是“夸克”（quarks）理论的创始人。夸克是运动于质子和中
子之内的最小的粒子。阿瑟仍然不太明白这个叫老温的人所说的“复杂系统”究竟是什
么，但整桩事情听上去已经让他觉得疯狂到足以撩起他的兴趣了。
“哦，顺便问一下，”阿瑟说，“还没人向我提及您的大名。请问您在桑塔费研究
所担任什么工作？”
电话的那端停顿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咳嗽。“我是所长。”考温说。
乔治
其实阿瑟并不是唯一被桑塔费研究所所困惑的人。每一个第一次接触桑塔费的人总
是会感到有些震惊。这个地方整个儿地摧毁了旧框框。这是一个由年迈的学术巨子创建
的机构，他们头顶诺贝尔奖的桂冠，地位特殊、声名显赫。他们是些你以为会最安于现
状的体面人物，但其实他们却是在借他们的声望作为平台，来掀起一场他们自称为科学
革命的运动。
这个研究所的成员主要由核心物理学家和计算机高手组成。他们来自罗沙拉莫斯这
个最初研制核武器的秘密军事基地。然而在研究所的走廊里却充满了对“复杂”这一新
科学的激动人心的讨论。在他们的头脑中，复杂就好比一个大同世界，能涵盖从进化生
物学到诸如经济、政治、历史这样的模糊学科——更别说能够帮助人们建立一个更加恒
久而和平的世界。
简而言之，这整个儿就是一桩怪事。如果你试图把桑塔费研究所想象成是发生在商
界的话，你就得想象成是IBM公司总部研究所的主任离任了，回到自家的车库里办起了
一个小小的新时代算命咨询服务公司，然后还说服了全录（Xerox）、通用汽车公司
（Chase Manhattan）和大通银行（GM）的董事长也加入了。
更不同寻常的是，这幅图景的创建人——乔治·考温，罗沙拉莫斯研究所前主任—
—是一个与新时代截然相反的人物。六十七岁的考温是一个说话温和、即将退休的人。
他穿着高尔夫运动上衣，敞着毛衣，把自己弄得有点像特丽莎修女。他并不因为有领袖
魅力而名声在外。在任何一个群体中，他总是站在一旁倾听的人。他当然也并没有因为
雄辩的口才而闻名遐迩。任何人只要问他为什么要创建桑塔费研究所，总是会听到他的
一番既精确又高度理性的关于二十一世纪的科学现状和抓住科学机会的必要性的谈论—
—就像是一篇完全可以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严肃的专家评论。其实听
者会慢慢认识到，考温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他确实是一个热情而志向不移的人。他完
全不把桑塔费看作是一桩怪事。他认为桑塔费所要达到的目的远比他本人、比罗沙拉莫
斯、或任何其他导致桑塔费创立的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就此而言，也远比桑塔费研究
所本身要重要得多。他常说，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成功，二十年以后还有其他人会沿着这
一思路从头做起。对考温来说，桑塔费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为整个科学界获得拯救和新
生的契机。
曾经有一段时间，当然在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久远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科学家是
完全有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的。乔治·考温从来没有
为此而后悔过。“我这一辈子有过其它的考虑，”他说，“但为道德而后悔？从没有过。
如果没有核武器，我们也许会因为生化武器而离毁灭更近。我怀疑，如果四十年代的许
多事件不发生的话，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否会更好。”
他说，确实，在四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对核武器的研制几乎是出于道义的必要性。
在二次大战期间，考温和他的科学家同事们是在和纳粹拼命竞争。当时纳粹仍然拥有一
些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在炸弹设计上领先于美国——虽然这个假设后来被证
实是错误的。“当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有所突破，希特勒就会研制出原子弹。那就
完了。”考温说。
实际上，他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出台以前就整个儿地卷入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41年秋天，他才二十一岁，还在家乡麻省武斯特（Worcester）理工学院化学系上大
学一年级时，就参与了普林斯顿回旋加速器研制计划。当时那儿的物理学家们正在研究
新发现的核子分裂过程、及其对一种叫铀－235的同位素的影响。考温原来打算在那儿
能修一些物理学课程。但1941年12月7日，试验室突然改为一周七天工作制，他的这一
打算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他说，当时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物理
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否可能。“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决定铀究竟能
不能产生连锁反应至关重要。”结果答案是肯定的。联邦政府突然发现非常需要考温先
生效力。“化学与核物理学知识相互渗透的特殊学术背景，使我在核炸弹计划中的许多
方面变成了一个被迫切需要的专家。”
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考温一直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学实验室工作。当时意大利物
理学家尹利柯·弗米（EnricoFermi）正在那个实验室负责建立第一个核反应堆的研究
——核反应堆就是一堆能够证实可控的连锁反应的铀和石墨块。作为这个工作小组中资
历最浅的成员，考温变得有点像个打杂的工人，从铸造铀金属、切削能够控制反应堆的
反应速度的石墨块到任何其它事，凡需要他做的他都做。项目主管们因此就把他派往田
纳西的橡树岭这类的地方。在橡树岭匆忙修建的核基地，他帮助工程师们准确地测算出
他们究竟生产了多少钚元素。“那时我是个单身汉，所以他们把我派往全国各地。只要
一发生瓶颈问题，我总是被列入有可能派去解决问题的人的名单中。”确实，考温是被
筛选来的极少数被允许在核武器研究计划中的不同部门穿梭往来的人之一。出于保密的
需要，核武器研制各部门之间是严格封锁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信任我，我喝
酒喝得和别人一样多。”考温笑道。他至今仍然保留着那段时间的一个纪念品：一封从
芝加哥人事部寄往伍斯特地方征兵处的信。这封信证明考温先生具有对赢得战争的胜利
不可或缺的特殊技术，已经被总统亲自批准缓役。是否请他们不再将他征召入伍？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科学家与希特勒的殊死搏斗变成了与苏联的你死我活的竞争。
考温说，那是一段险恶的岁月。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柏林墙的树立、继之而来的朝鲜
战争——这一切使冷战者上去已经非常接近引发全面热战。据说苏联人正在研制自己的
核武器。看起来，要想维持不甚稳定的美苏权力均衡，同时也是保卫民主和人类自由，
唯一的道路只有继续改进美国人自己的核武器。这种紧迫感使考温在1949年7月又回到
了罗沙拉莫斯。在这之前，他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拿到了物理
化学的博士学位。这不是一个无意识的选择。事实上，考温是在深思熟虑、并拷问自己
的灵魂之后才做出了这一选择的。但这个选择几乎马上就被强化了。
考温回忆说，在他到达罗沙拉莫斯的一、两周之后，放射化学研究室主任来访。他
用一种秘而不宣。又转弯抹角的口气问他，他的新实验室是否完全没有辐射污染。当考
温给予了他肯定的回答后，考温和他实验室的设备马上就被征派去做一项极为紧急的、
最高机密的分析工作。空气标本那天夜里就被送了过来。考温没有被告知这些空气标本
是从哪里采集来的。但他能猜到，这是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某处采集来的。当他和他的同
事发现其中含有泄露机密的放射性微尘后，事情的真相就被揭示得无可回避了：苏联人
已经试爆了他们自己的核炸弹。
“所以在这之后他们把我放到了华盛顿的这个小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
秘密小组被称为贝瑟小组（Bethe Panel）。第一任主持人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家汉
斯·贝瑟（Hans Bethe）。实际上，它是由一群被召集来追踪苏联核武器发展的核专家
组成的。考温当时三十岁。美国政府的高层领导人起初认为，被化学家侦测到的放射性
微尘不可能意味侦测结果所明确表明的意思。这些官员认为，斯大林还需要好几年时间
才能研制出苏联人自己的原子弹来，一定是苏联人的一个核反应堆爆炸了。“然而放射
化学的好处是，它可以准确地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考温说。核反应堆的放射性
同位素的扩散与核弹爆炸的扩散是非常不同的。“我们费了许多口舌才使他们相信这一
点。”那些年长的、较为明智的白宫领导人终于被迫接受了铁的事实。苏联的核炸弹以
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为“约－1号”。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