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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知道，其中很多问题都会被列入研究计划。”
更重要的是，研讨会对考温关于科学大整合的概念做了澄清，而这正是非常需要做
的事。盖尔曼回忆说：“我们寻找到了大量的相似点。在我们所涉及到的各种学科领域
的问题中，存在大量的共同特点。你得仔细观察和推敲，但一旦当你弄懂了各学科的术
语，你会突然发现，大家面临的问题有如此多的共同点。”
特别是，创建期的研讨会证明，每一个问题的核心，都涉及一个由无数“作用者”
组成的系统。这些作用者也许是分子、神经元、物种、消费者，或甚至是企业。但不管
这些作用者是什么，它们都是通过相互适应和相互竞争而经常性地自组织和再组织，使
自己形成更大结构的东西。就这样，分子组合成细胞、神经元组合成大脑、物种组合成
生态平衡系统、消费者和企业组合成经济，等等。在每一个阶段，新形成的结构会形成
和产生新的突然涌现的行为表现。换句话说，复杂性，实质上就是一门关于涌现的科学。
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考温一直想陈述清楚的东西，就是如何发现涌现的基本规律。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讨论进行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整合为一的新科学才产生了一个
名字：复杂性科学。考温说：“较之我们沿用过的其他名称，包括‘突变科学’，这似
乎是一个更能涵盖我们正在致力于研究的一切的总称。”“它涵盖了我感兴趣的一切，
也许也涵盖了这个研究所所有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事情。”
所以，在两次研讨会之后，考温和他的研究所就上了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有人能慷慨解囊，资助他们一笔经费。
约翰
十五个月以后，他们仍然在等待资金。回顾这段历程时考温说，他那时一直很有信
心，相信经费会随之而到。“这是一段酝酿期。我觉得事情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这
个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却急得火烧火燎。潘恩斯说：“我们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们不能
保持住这个势头，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获得支持的机会。”
但这段时间也并非毫无成效。事实上，在许多方面，这十五个月的工作进展得非常
好。考温和他的同事们找到一些钱，举办了几期研讨会。他们还落实了组织工作的大量
具体细节问题，还说通了皮特·卡罗瑟斯以前的得力助手麦克·西蒙斯来做兼职副所长，
这样就卸下了考温肩上的许多行政工作负荷。他们甚至还要回了他们想要的研究所的名
称。以前他们只是为了需要才不得不接受里奥格兰德研究所这个名称。在作为“里奥格
兰德研究所”存在了一年之后，当地的一家公司来跟他们说，他们想要这个名称。所以
他们就说：“行啊。如果你们能帮我们要回我们想要的名称就行。”所以这家公司就只
好从那家治疗院那儿为他们买回了“桑塔费研究所”这个名称。这个交易就这么做成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考温和他的小组施巧计消除了与盖尔曼之间的一场潜在的爆发性
危机。盖尔曼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充满创意的演讲人。而且，他还从他的关系网中
为研究所董事会招募了一些新的成员。盖尔曼说：“我总是做好准备听他们说：‘不，
我太忙了。’但他们却总是说：‘哦，上帝，当然！我什么时候能来？我喜欢你们的想
法。我这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但作为董事会主席，募集基金的负责人，盖尔曼简直就没做成任何事。对他最客气
的说法是，他天生就不是一个行政领导人。考温为此对他怒不可遏。“马瑞总是在别的
地方。”盖尔曼管事太多，而且这些事不都是在桑塔费的事。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尚未
审阅的文件，也从不回电话，把人们气得要发疯。研究所于1985年7月在阿斯本潘恩斯
家召开了执行会议，这种糟糕的情况才得到圆满的缓解。盖尔曼同意辞去董事会主席一
职，主持新成立的科学委员会。这样他就可以愉快地为研究所制定研究计划。刚从国家
科学基金会卸任回来的埃德·奈普接任了董事会主席一职。
尽管取得了上述这些进展，但研究所期望的带着一亿美元的天使却还没到来。考温
和其他人已经在想方设法努力争取。一些主要的基金会并不急于把钱投向这样一个稀奇
古怪的项目。那些正儿八经的研究项目还急需他们的资助来度过里根财政削减导致的困
难呢。卡罗瑟斯说：“我们要解决的是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焦点问题，但许多人却对此置
之一笑。”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基金机构的资助也成为很大的问题。继奈普之后就任国家科学
基金会主席的爱利克·布劳奇（Eric Bloch）似乎愿意资助研究所一笔急需的种子基金，
大约在一百万美元左右，但他肯定不会拿出一千万美元这么大的数额。考温的老朋友，
现任能源部研究中心主任的阿尔文·特里弗尔皮斯（Alvin Trivelpiece）也做了这样
的承诺。布劳奇甚至还提出，可以由两个基金会共同资助。但问题是，只有在研究所形
成一个正式建议书并被通过后，这些事才有可能。然而等待建议书的形成和批准很可能
需要几年的时间，因为现在大家仍然在做兼职。但在这之前，考温手头的运转经费就很
紧缺。桑塔费研究所似乎是在做艰难的挣扎。
所以，1986年3月9日的董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挖空心思开列可能会为研究所捐资的
人的名单。大家对很多想法做了详尽的讨论。一直到会议快结束时，坐在会议桌远端靠
会议室后墙的鲍勃·亚当斯才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手。
顺便说一下，他说。他最近在纽约参加罗素·赛奇基金会的董事会议。这个基金会
为社会学研究出过不少资。在会议期间，他和新上任的花旗银行总裁约翰·里德
（JohnReed）交谈过。亚当斯说，里德是个很有趣的家伙，刚四十七岁，是美国最年轻
的企业主管。他在阿根廷和巴西长大，其父曾在那儿当企业主管。他在华盛顿和杰弗逊
大学拿了一个文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拿了一个冶金学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的斯隆
商学院拿了商学硕士学位，科学知识十分广博。在罗素·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上，他显
得十分愿意和学术界人物交流思想。
不管怎样吧，在喝咖啡时他和里德谈起了桑塔费研究所的事，亚当斯尽力向他做了
解释。里德非常感兴趣。他当然没有一亿美元可以给他们。但他想知道研究所能否帮助
他了解世界经济。里德说，当面临世界金融市场的问题时，那些职业经济学家就只能编
造童话故事了。花旗银行在里德的前任奥尔特·韦斯顿（Walter Wriston）手下陷入了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花旗银行一年中损失了十亿美元，还有一百三十亿美元的巨款也许
永远收不回来了。银行雇佣的经济学家不但没能预测到会发生这种情况，甚至他们的建
议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所以里德认为，也许需要一个全新的对经济学的认识。他问亚当斯，桑塔费研究所
是否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兴趣。里德说他甚至愿意亲自来桑塔费谈谈这个问题。你们怎么
认为？
潘恩斯说，亚当斯的话音刚落，“对这个提议我只考虑了一瞬间，立刻就说：‘这
个主意太好了！’”考温随即响应。“把他叫到这里来。”他说。“我去筹集所需花
费。”盖尔曼和其他人也纷纷插话表示赞成这个主意。但在座的人心里都清楚，现在把
经济学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至少提前了二十年。考温说：“这项研究几乎难以界定学
科界限。它涉及人类行为。”但，见鬼去吧，研究所的事照目前这个速度进展，他们已
经没有对任何人说不字的余地了。这事值得一试。
菲尔·安德森在电话上说，戴维（潘恩斯），确实，他（里德）对经济学很感兴趣。
经济学其实是他的一大嗜好。没错，与里德的会谈听起来很有趣。但戴维，我来不了。
我太忙了。
潘恩斯极力游说。他知道安德森不喜欢旅行，于是就说，但是菲尔，如果你把事情
安排好的话，你可以搭乘里德的私人飞机来，还可以带你夫人一起来。你们俩可以一起
享受一下搭乘私人飞机的乐趣。那真是妙极了。那些飞机直接把你送往目的地，从家里
出门到跨进这儿的门，可以省你六个小时的时间。这也给了你一个认识约翰的机会。你
可以和他谈谈研究项目，可以……
好吧，安德森说，好吧。我来。
所以，1986年8月6日，星期三傍晚，安德森和他夫人乔艾思登上了花旗银行的专机
飞往桑塔费。嗯，安德森不得不承认它确实飞得很快，但也很冷。花旗银行的飞机爬上
了五万米高空，远远高于一般商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但机舱里的暖气却好像对付不了严
寒，乔艾思·安德森缩在机舱后面的一块毛毯下面。安德森坐在前排和里德、以及他的
三个助手，布朗·奈夫（Byron Knief）、尤金尼亚·辛格（Eugenia Singer）和维克
多·麦内泽斯（Victor Menezes）谈论着经济学。一同前往的还有麻省理工的经济学家
卡尔·凯森（Carl Kaysen）。此人主持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现在是罗素·赛奇基
金会和桑塔费研究所董事会的董事。
安德森发现里德很像亚当斯所形容的那样：聪明、直率、善言。在纽约，他因集体
解雇职员而恶名远扬。但安德森发现，在私下交往中他是一个随和而不装腔作势的人，
一个喜欢在和人聊天时把一条腿翘到椅子扶手上的企业主管。他显然没有被诺贝尔奖得
主给唬住。他说他其实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会面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喜欢罗素·
赛奇基金会董事会议，喜欢其它学术机构董事会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