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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诊断智慧的精华，然后准确无误地完成整个诊断过程。虽然诊病的过程给我带来了
愉悦，但却缺乏我所追求的完美。这不像在探寻造物主的奥秘。”
同时，考夫曼的教授对他探寻基因网络之美颇为不满。“读医学院最为意味深长的
事之一就是苦役折磨。”考夫曼说。昼夜值班和没完没了的要求——“目的就在于让你
清楚地明白病人至上的道理。你得凌晨四点半起床，开始做你必须做的事。对此我倒一
点儿都不介意。但医学院的有些教员自认为自己是医院的卫士，他们认为如果你做为医
生没有一种应有的态度，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
考夫曼尤其记得他读大学一年级期间的一位外科教授：“他认为我的思想总是溜号。
他倒也没错，我记得他告诉我，哪怕我期终考试得了A，他也会给我的总成绩评D。我记
得我期终考试得了B，但他仍然给我评了个D。”
“所以你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脾气古怪。闷闷不乐，外科得了个D。
这对我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我是马歇尔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学业上一直出类拔萃。而
在医学院我却是挣扎度日，我的外科教授告诉我，我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失败者。”
事实上，他在医学院生活的唯一的光明面是他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纽约姑娘伊丽沙
白·安·卞奇结了婚。她是艺术系的研究生，考夫曼在牛津遇到她时，她还是个大学生，
来欧洲旅行。“我当时正为她撑着一扇拉开的门，心想，嗬，这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从此我就总是为她撑着门了。”但就连她也怀疑他做的基因网络研究。“丽沙比我要实
际得多了。她对医学兴趣非常大，和我一起去上解剖学课程和其它很多医学课程。但对
我的基因网络研究，她的反应是：‘挺不错的，但这是真的吗？’对她来说，这网络太
虚幻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中，考夫曼收到了卡洛的回信：“整个剑桥都为你的研究所激
动。”他写到。考夫曼回忆这些时笑了起来。“我一年以后才搞明白，沃伦说这话的意
思是，他读了我寄给他的信，认为这很有意思。”
但是当时，卡洛的回信让他又激动又惊讶。他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胆
壮了起来，回了一封信，解释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鼓励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走出校
门到别处去实习三个月。他问他是否能利用这段时间来麻省理工学院，和卡洛一起做研
究？
卡洛回信说，当然可以。而且考夫曼和丽沙这段时间可以住在他家。
他们立刻就接受了邀请。考夫曼永远也忘不了他第一次见到卡洛的情形：那是在一
个冬夜，大约九点钟左右，他和丽沙开着车在黑暗而陌生的马萨诸塞州剑桥街道上转来
绕去。他们穿越过整个美国开到这儿，却完全迷了路。“这时他们看见留着长老般胡须
的沃伦隐约出现在迷雾中，把我们迎接到他的家里。”沃伦的妻子鲁克端出了奶酪和茶
水来款待筋疲力尽的客人，卡洛打电话给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小组的第一号人物马
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说：“考夫曼来了。”
卡洛是个虔诚的教友派教徒，也是个体贴而又迷人的主人。他高深莫测又奔放不羁，
心灵自由地驰跃在广阔的知识天地，以无穷的热情探索思想的内在活动。他行文古风颇
健，文章旁征博引，充满了从莎士比亚到圣·伯纳芬图拉（Saint Bonaventura，十三
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的至理名言。然后给文章取名为：《幻想从何而来？》、《思维为
何存在于头脑之中？》和《穿越玄学家的洞穴》。他喜欢猜谜、喜欢敏捷巧妙的对话。
他是世界上少数能说得过考夫曼的人之一。
考夫曼说：“沃伦常常会把你拖入一个冗长的谈话之中。”曾经住在卡洛家里的学
生讲过如何为了避免被卡洛拖入冗长的谈话而从楼上的卧室越窗而逃的故事。卡洛常常
会跟在考夫曼后面一起进入浴室，在考夫曼淋浴时，他就放下马桶坐圈，趁着考夫曼忙
着把肥皂沫从耳朵里清洗出来时，坐在马桶上愉快地大谈网络及其各种逻辑功能。
然而最重要的是，卡洛成了考夫曼的良师、引路人和朋友，就像对待他的所有学生
一样。当他了解到考夫曼来麻省理工学院的目的是要在计算机上做庞大的计算机模拟，
从而获取关于网络行为表现的详细统计信息时，他把考夫曼介绍给了明斯基和明斯基的
同事西摩·派珀特（SeymourPapert），他们安排考夫曼在当时被称为“MAC计划”的高
功能计算机上进行他的模拟。“MAC计划”的意思是机器辅助认知（Machine－Aided
Cognition。MAC是取每个词的头一个字母的缩写）。卡洛又安排了一个在计算机编码方
面比他懂得多得多的本科生来帮助考夫曼编写程序。最终他们做了上千个基因的计算机
模拟。
同时，卡洛还把考夫曼介绍给了虽小但却十分热情的理论生物学界。正是在卡洛的
起居室里，考夫曼见到了神经生理学家杰克·考温。杰克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
为卡洛当研究助手，现在刚接受恢复芝加哥大学理论生物学小组的委托。正是在卡洛的
办公室里，考夫曼见到了英格兰萨塞克斯大学的布朗·哥德文（Brian Goodwin），从
此和他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沃伦就像我的高中老师弗莱德·托德一样。他是第一
个认真把我当作一个青年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学生来对待的人。”考夫曼说。但令人悲
伤的是，卡洛没过几年就去世了，那是在1969年。但考夫曼仍然有点把自己看作是他的
事业的继承人。“沃伦一下子就把我带入了那个我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的世界。”
确实如此。在来麻省理工学院之前考夫曼就决定了，毕业后他要弃医从事科学研究。
正是通过卡洛所认识的这群朋友将他真正引入了这个圈子。
他说：“正是由于杰克·考温、布朗·哥德文和其他人，我才于1967年被邀请参加
了我生平第一个科学会议。”这是由英国胚胎学家康拉德·沃丁顿（Conrad
Waddington）召开的一系列理论生物学会议的第三次会议。“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后期的
那段时间召开的那些会议所做的尝试，正是今天的桑塔费研究所在做的事。”考夫曼说。
“真是太好了。从清晨四点起来抽血、化验大便样本——就是我们所谈论的亲手接触现
实！——我飞往意大利北部科莫湖畔的色贝劳尼别墅。简直是棒透了。那儿到处是令人
惊奇的人。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在这里、雷内·托姆（Rene
Thorn）刚创立了突变论、芝加哥的狄克·刘文廷（Dick Lewontin）在那儿。狄克·莱
文斯（Dick Levins）从芝加哥赶来。刘易斯·沃尔普特（Lewis Wolpert）从伦敦赶来。
这些人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
“我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介绍基因网络中的秩序、细胞类型数等等。报告结束后，
我们走出来，到俯瞰着湖水的阳台上喝咖啡。杰克·考温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来芝加哥
做研究。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愿意！’足有一年半时间我都没顾上问杰
克，我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生与死
在阿瑟到达桑塔费研究所第一天的午餐后，他和考夫曼沿着坎杨路上砖坯建成的画
廊，向考夫曼喜爱的水洞散步而去。从那以后的两周之内，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吃午
饭，或只是在一起谈话。
他们经常是边散步边聊天。考夫曼比阿瑟还要喜欢外面的新鲜空气。他少年时代参
加童子军时在塞拉参加过无数次远足和野外露营活动。上大学时他是个劲头十足的滑雪
运动员和登山队员。现在只要有可能他仍然喜欢出门远足。所以考夫曼和阿瑟总是沿着
坎杨路边走边聊，或爬上修道院后面那开阔的山岗。他们坐在山顶上，眺望着桑塔费全
景和连绵起伏的山脉。
阿瑟开始感觉到考夫曼心里似乎有无法言喻的悲伤。有时，在他诙谐幽默、机智巧
妙、充满好奇的谈话中、在他滔滔不绝地讨论他的思想时，他会突然停顿下来，脸上闪
过一丝悲伤。在阿瑟和他的妻子苏珊到达桑塔费不久的一个晚上，阿瑟夫妇和考夫曼夫
妇一块儿出去吃晚饭。考夫曼告诉了他们一个悲伤的故事：那年10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他和丽沙回到家，得知他们十三岁的女儿麦瑞特遭到了车祸，肇事者撞了人后开车逃跑
了，他们的女儿被送到当地医院，伤势非常严重。夫妇俩和儿子爱森马上跑着去了医院，
但到了医院却被告知，麦瑞特十五分钟前已经去世了。
在这件事过去了五年多以后的今天，考夫曼在叙述这件事时已经不至于控制不住自
己了。但那天晚上他却怎么也无法自控。麦瑞特是他最心爱的女儿。“这个灾难简直整
个地把我打垮了。我悲痛万分，简直无法用言词来形容。我们走上楼去，我女儿破碎的
身体躺在一张桌子上，正在冷却。这种悲痛简直无法忍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三口人拥
在一张床上，哭做一团。我女儿的性格易于激动，但她关心他人的天性让我们赞叹不已。
我们都认为她是我们四个人中最优秀的。”
考夫曼接着说：“人们都说，时间能治愈创伤。但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悲
伤不那么经常爆发了。”
当他们沿路散步，攀爬修道院周围的山坡时，阿瑟情不自禁地被考夫曼关于秩序和
自组织的概念所吸引住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考夫曼用“秩序”这个词时，明显
和阿瑟所用的“杂乱”是同一回事——也就是涌现，即，复杂性系统永不停息地把自己
组织成各种形态的趋向。但是当时，考夫曼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