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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一开始就都相信它，那就不会是一场革命了，是吗？”她尽力找安慰的话来说。
阿瑟看着她，在那一天里第二次被震得哑口无言。旋即他就无法自控地大笑了起来。
一个科学家的教育
布赖恩·阿瑟操着贝尔法斯特人特有的柔软的升调说，在贝尔法斯特，当你做为一
个天主教徒长大以后，一种叛逆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在你的性格中形成了。这并不是因为
他确切地感到过被压迫。他父亲是个银行经理，他的家庭是个地道的中产阶级家庭。他
亲身被卷入的唯一的一起宗派事件发生在一个下午，当他穿着教会学校的校服往家走的
时候，一伙信基督教的男孩子向他扔砖头和石块。有一块砖头击中了他的前额。（当时
前额上的血流进了他的双眼，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狠狠把那块砖头扔了回去。）可
他并不认为基督教徒真的就是魔鬼。他的母亲就曾经是基督教徒，与他父亲结婚后改信
天主教。他也从来没感到自己特别具有政治色彩。他的兴趣更倾向于思想和哲学。
然而，叛逆的精神却仍然像是从空气中渗入了他的性格。“爱尔兰文化并不教你去
领导，而是教你暗中破坏。”他说。看看爱尔兰人都崇拜些什么人：沃尔夫·托恩、罗
伯特·埃米特、丹尼尔·奥康纳尔、佩德雷克·珀斯。“所有的爱尔兰英雄都是革命者。
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你被绞死的前夜，
在审判席上发表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
“在爱尔兰，服从权威的号召从来就不起作用。”
他说，正是爱尔兰人的反叛特色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使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贝
尔法斯特的天主教徒具有极为轻蔑知识分子的倾向。所以嘛，他自己当然就偏要成为一
个知识分子。事实上，他记得早在四岁时，在他远不知道何为科学家之前，就想当一个
“科学家”了。只因为当一个科学家的想法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力和神秘感。但是，如
果年轻的布赖恩仅仅只有这样的想法，而没有这样的决心，也是当不成科学家的。他在
学校读书时，从一开始学工程、物理和严格的数学起就投入了进去。1966年，他在贝尔
法斯特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获得了机电工程专业的头等奖。
他母亲说：“啊，我想你最终会在哪儿当个小教授的。”其实他母亲很为他感到骄傲。
在这个家族里她这一辈的人当中还没有人读到过大学呢。
1966年，这同样的决心又引他跨过了爱尔兰海峡，来到了英格兰的兰卡斯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Lancaster），开始攻读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这门数
学性非常强的研究生课程——这门工科课程基本上是一套计算技巧，计算如何让一个工
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计算如何保持对一架遭到意外打击的战斗机的控制。
“那时，英国的工业状况很糟糕。我想，也许我们能用科学重组工业，解决眼下的问
题。”阿瑟说。
1967年，当他发现兰卡斯特大学的教授们全都愚蠢、堕落到令他难以忍受——“有
一个爱尔兰人来我们系不错嘛，这给我们增加了点儿色彩。”阿瑟尽力模仿着乏味而势
利眼的英国人的腔调说——他离开了那儿，去了美国安·阿泊的密执安大学。阿瑟说：
“我一踏足美国就感到像回到了家。那是六十年代，那儿的人很开放，文化也很开放，
美国的科学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美国，好像一切都是可能的。”
但不幸的是，在安·阿泊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就是，那个地方不直接通向阿瑟
喜爱的山和海。所以从1969年秋季开始，阿瑟转学到柏克莱做博士学位。为了获取支撑
他读完学业的钱，他在转入柏克莱之前的夏天，向世界上最优秀的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之
一，麦肯锡公司（McKinsey）申请了一份暑期工作。
他的运气好得不可思议。阿瑟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他有多么幸运。人们你争我抢地想
受雇于麦肯锡公司，而公司却看中了他的运筹学背景和他懂德语。他们需要派人到杜塞
尔道夫分公司去工作，问他是否有兴趣。
他有兴趣吗？这是阿瑟一生的黄金机遇。他上一次去德国时，干的是一份每小时七
十五美分的暑期蓝领工作，这次他又到了德国，才二十三岁，去指教巴斯夫（BASF）的
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解决石油部门和煤气部门的问题，或如何经营价值几亿美元的化肥公
司。“我从中得知，最上层的管理其实就像最下层的管理一样简单。”他笑着说。
但麦肯锡不仅仅只是为他个人镀了一层金。麦肯锡基本上是个出售当代美国管理技
术的公司（这个概念在1969年听起来并不像十五年后听起来那么奇怪）。阿瑟说：“当
时欧洲公司的特点是，每个大公司都拥有上百个下属分支。他们甚至搞不清自己都拥有
些什么。”阿瑟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深入到这一类混乱无序的问题之中去，获取形成这
些问题的第一手资料。“麦肯锡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他们并不是在兜售理论，也不是在
兜售什么时髦的玩艺儿。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完全卷入到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就生活
于其中，切身地感受它。麦肯锡派出的班子通常会在一家公司一呆就是五六个月，甚至
更长时间，研究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直到把其中的模式摸得一清二
楚为止。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就都围坐到办公桌边，有人就会说：‘这事肯定会是这样的，
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另一个人就会说：‘如果这事是这样的，那么那件事的结果肯定
会是那样的。’然后我们就走出办公室去核对。也许一个地方分支的总经理会说：‘嗯，
你们基本上是对的，但你们遗漏了这一点或那一点。’所以我们又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
间一次次地澄清问题，直到完全搞清楚为止。解决问题的答案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
了。”
没过多久阿瑟就认识到，当他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时，他在学校里花费了那么多时
间掌握的漂亮的方程式和花哨的数学仅仅是工具——而且是很有限的工具。最重要的是
一个人的洞察力，看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认识把他引
向了经济学。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在他就要离开麦肯锡去柏克莱之前。有
一天晚上，他和他的美国老板乔治·陶切开车行驶在德国西部的鲁尔河谷，那是德国的
工业中心。在行车途中，陶切开始谈起他们经手过的每个公司的历史——哪个公司把什
么东西拥有了一百年，整件事是如何有机地、历史地发展起
来的。这对阿瑟来讲是一次新的发现。“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经济学。”如果他
想了解这个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混乱无序的世界，如果他想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那
他就必须去学经济学。
所以，阿瑟在那个夏天以后，带着高涨的求知欲，奔赴柏克莱。在对经济学一无所
知的情况下，他宣称经济学正是他所想学的。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晚了再来重新改换门庭。在密执安大学，他已经修完了大部分
运筹学的博士课程，剩下的只是完成博士论文了。每个博士候选人都得完成具有自己独
创性研究的大部头博士论文，以证明他或她已经掌握了这门技巧。但阿瑟还有充分的时
间来写论文：加州大学坚持他必须在柏克莱住满三年，以符合读博士学位的年限要求。
所以阿瑟被允许用他的富裕时间选修所有他能够上的经济学课程。
于是他就这么做了。“但麦肯锡的经历却使我对经济学大为失望。在这里，完全没
有在鲁尔河谷时那样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历史感。”他说。在柏克莱的教室里，经济学就
像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把这个
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写尽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
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满了数学等式。最优秀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好像都在把自己的学术生涯
献给对一个个定理的证明，而不顾这些定理和现实世界是否有任何关系。阿瑟说：“经
济学如此重视数学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对我这个来自应用数学领域的人来说，定理是一
个永久不变的数学真理的声明——而不是用许多公式来包装打扮对琐事的观察结果。”
他无法不感到经济学理论过于简化了。不，他反对的并不是数学的严谨。他喜欢数
学。在费时数年来学习电机工程和运筹学之后，他的数学功底要比他的大多数经济学同
窗强得多。不，困扰他的是经济学的不可理喻的非现实性。计量经济学家们如此成功地
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
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
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
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
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
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
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
求，股票市场永远不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
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能使
阿瑟想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了。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牛顿
完美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