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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村里的头人谈，和村里的妇女谈，和所有的人谈。我们不断地访问，想弄明白
孟加拉国的农村社会是怎样运转的。”他们尤其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甚至在免费为村
民们提供现代化的生育控制措施以后，农村的家庭仍要平均每家生七个孩子——而且村
民们对他们的国家因为人口过多而经济停滞的情况似乎完全清楚。
阿瑟说：“我们发现，孟加拉的可怕困境，是村民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
系导致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既然孩子很小就可以开始干活，尽可能地
多生孩子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由于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寡妇，其亲戚和邻居很可能
登门来把她的财产拿走。所以一个年轻的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尽可能多、尽可能早
地生儿子，这样等到她老了的时候就有已经成年了的儿子来保护她。所以就有这样的话：
“族长们、竭力抓住丈夫的女人们和农业社会——所有这些利益合起来造成了多生孩子
阻碍发展的现象。”
在孟加拉国呆了六个星期以后，阿瑟和麦克尼考回到了美国，在消化了在孟加拉取
得的信息和资料之后，他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调查研究报告。阿瑟返
美后落脚的第一站就是柏克莱，他到那里的经济系翻阅一些参考资料。他记得当他在经
济系时，凑巧翻看了系里最新近的经济学课程表。那上面几乎还是他很久以前学的那些
课程。“但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印象，好像我与经济学中心有过一段距离，经济学在
我离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变化。然后我又明白了真相：经济学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
变化的是我自己。”他说。孟加拉之行以后，所有这些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掌握了的新古
典经济学在他眼里变得毫不相干了。“我突然感到一种全面的轻松。就像从身上卸下了
一副重担。我再也不用非要相信新古典经济学了！我感到了一种极大的自由。”
阿瑟和麦克尼考合写了一份八十页的调查研究报告，发表于1978年，成了社会科学
方面的经典之作——而且立刻遭到孟加拉国政府的禁止。（两位作者指出，孟加拉政府
对首都之外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失去控制，这片地区基本上是被封建教父们所控制的。这
使首都达卡的上层深感恼火。）但无论如何，人口委员会派到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其他调
研人员回来后只证实和加强了他和麦克尼考的观点：从数量学和工程化的角度来探讨第
三世界人口问题——人类会像机器一样对抽象的经济刺激做出反应的观点——至多只是
个极其有限的方案。经济学，就像任何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告诉人们的那样，是与
政治和文化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教训也许是很浅显的，但阿瑟说：“我却费了那么
大的力气才懂得了它。”
这个深刻的发现使他对想找到一个对人类生育问题的普遍的、决定性的理论不再抱
任何希望。他开始把生育问题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习俗、神话和道德惯例下形成的、具
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的一个部分。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不同的特有形式。“你可
以在一个国家衡量像收入和生育这样的事，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发现既有可以用同种标准
衡量的文化，也有完全不能用同种标准衡量的文化。它们是不同的特有形式。”所有的
事都是相互缠结在一起的，没有一个谜是可以脱离开其它因素得到解答的。孩子的数量
与社会的组成是有着相互关联的，社会的组成方式与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
也有极大的关系。
特有形式。阿瑟认识上的这一飞跃使他发现，特有形式的概念与他脑海里的某种东
西产生了共鸣。他这一生一直都被特有形式所强烈诱惑。在飞机上，如果可以让他选择
的话，他总是要坐在靠窗口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从窗口看到飞机下面不断变化的景色。
无论在哪里，他总是会看见同样的东西：石头、泥土、冰、云彩等等。这些东西会组合
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地貌，也许会连绵伸延半个小时。“所以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
么会有这样特有的地貌形式？为什么会有某种石头形状和蜿蜒而流的河流组成的特有地
貌，而在半小时以后又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
但现在他目之所及皆是各种特有形式。比如1977年，他离开了人口委员会，去了一
个被称为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由美苏合作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是勃
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作为缓和的象征而创建的。研究所坐落在距维也纳十英里外的一个小
村子里，是一座具有卢森堡玛利亚·特丽萨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华丽的“狩猎居”。阿
瑟很快就弄清楚了，这里离泰若岭（Tyrole）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斜坡仅咫尺之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走进那儿的阿尔卑斯山山脉的村子里，你会看到
那些装饰华丽的泰若岭式的屋顶、栏杆和阳台，屋顶上很有特色的沥青。很有特色的三
角形拱顶和窗子上很有特色的百叶帘。但我没有把这看作是一幅很美的拼插玩具的图画，
而是看到，这村子里没有一部分是无目的性的，没有一部分不是与其它部分相关的。房
顶上刷上了沥青是为了冬天能在屋顶存住适量的雪以隔离严寒，伸延出阳台的三角形屋
顶的椽檐是用来防止雪落到阳台上来的。所以我曾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些村庄自忖，这部
分这样组成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部分那样组成是为了那样的目的，而所有这些部分都
是互为关联的。”
他说，给他留下了同样深刻印象的是，当他越过意大利边境到了多罗米克阿尔卑斯
山脉这一侧时，村庄的风格就完全不是泰若岭式的了。没有一样你可以指出来是你在泰
若岭见过的。仅仅是因为无数细节的改变，便组成了完全不同的整体。然而意大利的村
民们和奥地利的村民们面对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落雪的问题。“我多少次地想，两种不同
的文化产生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但都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
海边的顿悟
阿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如果你把所研究的问题看做是一个中世纪的
城堡，四周都围着城墙，那么，许多人的研究方式都是像一只斗架的公羊一样向城堡径
直发起攻势。他们会疯狂地直扑城门，尽自己全部的知识力量和聪明才智去摧毁防御工
事。
但阿瑟从来没有感到用斗架公羊式的方式来攻克难题是他的强项。他说：“我喜欢
先沉思良久。我只是在城外扎营，等待着、思考着，直到有一天——也许在我转向对一
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研究的时候——城门的吊桥突然就放了下来，守城的人说：‘我们投
降。’解题的答案一下子就呈现在你面前了。”
这正是他对报酬递增率经济学研究的情形。“报酬递增率”，他后来这样称谓他对
经济学的这一思考。当时他已经在城外驻扎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麦肯锡、孟加拉
之行、他对常规经济学的全面失望、以及他对特有形式的发现，这些都是思考和等待，
而不是确切的答案。他至今对城门的吊桥向他放下的时刻还记忆犹新。
那是在1979年的4月，当时他的妻子苏珊刚完成统计学博士论文，感到筋疲力尽，
所以阿瑟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为期八周的大学年假，这样他就能离开国际应用系统分析
研究所，和妻子一起到夏威夷去好好休整一番。对他来说，这次夏威夷之行是一个半工
作半休息的假期。他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都在东西方人口研究所撰写研究论文，
苏珊则在家继续睡她的觉——她每天足睡十五个小时。到接近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开
车去欧湖北边的火鲁海滩，那是一小片被废弃的沙滩。他们在那儿冲浪，或躺在沙滩上
喝啤酒、吃奶酪、读书。就在他们刚到夏威夷没多久的一个情懒的下午，就在那片沙滩
上，阿瑟翻开了随身带来、就是准备在沙滩上看的一本书，霍拉斯·弗里兰·加德森
（Horace Freeland Judson）的《创世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这
是一本六百页的分子生物学历史巨著。
“我被这本书给迷住了。”他回忆说。他读到1952年詹姆士·华生（James Watson）
和弗朗西斯·克拉克（Francis Crick）如何发现了双螺旋线结构的DNA、读到五十年代
和六十年代，人们怎样解开了基因码、读到科学家如何一步步译解了蛋白和酶的复杂螺
旋结构。阿瑟身为实验室的常败将军（他说：“我在所有实验室里都过得暗无天
日。”），还读到了分子生物学家们为建立分子生物学这门科学所进行的无计其数的实
验、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劳动：他们为解答问题必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为安排每一项
实验和置办设备要耗费数月数月的时间，尝尽了实验结果出来后带来的胜利和沮丧的滋
味。“加德森能把科学的戏剧性活画出来。”
但真正激发了他的是，这本书让他认识到，整个分子生
物领域是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活细胞的内部世界，至少也像混乱无序的人类社会
一样复杂。然而这就是科学。他说：“我发现自己以前对生物学的认识是非常幼稚的。
当你受过我这样的训练，受过数学、工程学和经济学的训练，你也会倾向于把科学看成
一种非得是能用定理和数学表现的东西。但只要把视线一移向窗外的生活、移向生物体
和自然界，我不知怎么就会觉得，科学变得无能为力了。你如何为一棵树或一个草履虫
写数学等式？你没法写。在我原先含糊不清的概念里，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只不过是
些关于这类分子和那类分子的分类。这些分类无法帮助你弄明白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