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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时性。后于谋略的情报对决策没有价值，但是先于决策的情报著不能为谋略者所运用，同样埋没了情报的使用价值。现代战争中，战况瞬息瓦变，情报的侦获和传递，以至定下谋略和执行谋略，都是在高速度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反映特别灵敏和迅速，才能不失时机地决策和运用。
1943年4月17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收到一份电报，内容是日本的山本司令乘飞机到前线视察的详细日程。这是一份纯属日常事务的电报，并未马上引起海军部长的重视。他照例到总统那里聚餐去了。在餐桌上，诺克斯顺便提到了则才那份山本司令行动计划的电报。罗斯福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击落山本座机，以报珍珠港之仇。诺克斯部长立即按照总统指示，向珍珠港的尼米兹司令下达了“干掉山本”的命令。负责执行此项任务的空军部队指挥官米彻尔少将很快收到了作战命令：P—38 机队要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样，当山本司令的座机在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飞临布于维尔岛机场上空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P—38机群蜂涌而上，一举将其击落。时为1943年4月18日。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的流速快、变化大。这既是由现代武器装备具有的机动力强、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威力大等特点决定的，也是现代情报手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军使用视距无线电、对流层散射、高频无线电、卫星和电缆等多种通信设备，能将情报快速传输给在近80个国家100多个地区的3000多个指挥所。苏军使用各种通信手段，总部经军区、舰队将情报通报给陆军师和在远洋航行的军舰仅需要2—5 分钟。在不断变化和稍纵即逝的情报流中，及时捕捉情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又要为实现这一要求而作出艰巨的努力。
5、保密性。前面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乘飞机到前纷视察的情报，来源于破译日军的电报密码。但当时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的技术属国家绝密，一旦泄露，引起日方警觉，对美方以后的战局发展会带来不利。因此，美军参战飞行员奉命严格保密，并采取伪装措施。战后连续几天，战斗机群无目的地向布于维尔岛周围出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日军相信，击落山本座机不是由于破译密码后进行的有计划的战斗，而完全是偶然事件。击落山本座机的郎匪尔中尉晋升为上尉，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总统的贺电。但直到1945 年9 月 1 日才公开发表他的这个战功。美方一系列的伪装活动使日本海军得出这样的调查结论：“破译山本司令长官行动计划的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结合敌人其他广播和报道来考察，判断这一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座机，是什么原因呢？”尼米兹直言不讳地答道：“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的行动计划。”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密情报退化为普通资料的过程。
二次大战后，随着电子技术和其它新技术的发展，情报工作中窃密与保密的斗争更复杂、更高级、更激烈了。几次局部战争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三、情报的获取
使用各种侦察手段和样式，获取情报：
侦察按规模、用途和任务可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
按照行动规模、任务性质和使用的兵力，可分为地面侦察、空中侦察、海上侦察和航天侦察。
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兵力兵器和实施方法的不同特点，以及获得敌情的不同来源，还可分为谍报侦察、特殊侦察、无线电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侦察、舰艇侦察、炮兵侦察、工程侦察、辐射化学侦察、生物侦察、雷达侦察、水声侦察及其他侦察。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那种单纯依靠“斗篷加匕首”的“007”式的神秘人物进行情报活动的方式，早已发生巨变。无线电、雷达、窃听器、计算机、测谎器、高空侦察机、侦察卫星以及其它科技成就，为情报活动开辟了新天地。
今天侦察卫星警惕地监视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卫星的最低飞行高度为120公里，如果用2400毫米超望远镜头拍摄照片，那么从军队的部署，到机场、铅厂、工厂、导弹发射场，凡是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历历在目。即使是夜间或云雾遮蔽，卫星仍可用红外线或雷达对地面进行侦察。而卫星在实战中的应用如何呢？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接连发射了18颗“宇宙”型卫星，其中9颗是近地侦察卫星。在以色列动员了大批预备役兵力，逐步挽回战局的情况下，苏联出面调停。16日，柯西金总理秘密飞抵开罗，与埃及萨达特总统进行了4天的会谈，劝其停火。据说柯西金手中的王牌就是“宇宙”拍摄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势对埃及方面不利。而另一方，美国的“大鸟”侦察到伊斯梅利亚一带埃军防御薄弱。以军得知这一情报，19日潜入埃军防御纵深。
同样，无线电侦听也卓有成效。无线电技术侦察可以测定部队的位置、部署，甚至可以判断出飞行员的技术熟练程度。目前美国的侦听基地遍布全世界各地，而苏联也高度重视类似的侦察手段。
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如对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和1973年北越发起的春季攻势，美国事前就没有掌握情报。因为对方也在采取对抗措施，象无线电静默，用森林作隐蔽，使用假目标等。负责指挥1975 年 1 月西贡战役的北越总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行动极为保密。为了迷惑卫星的侦察，汽车仍往返于河内我的住宅和总参谋部之间。傍晚则由我的替身在住宅的院子里和士兵们兴高彩烈地打排球，因为那是我以往每天必做的事。”由此可见，只要没有发明出能够窃听到室年谈话的人造卫星，一些不暴露在表面上的东西，从宇宙空间是侦察不到的。而这就给独立进行情报活动的人，留下了广阔地盘。因为“掌握人的思想”及其活动规律，是任何先进的技术所代替不了的。世界上各国情报人员仍在频繁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侦察活动，包括以“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特殊方式，获取各种情报。
四、情报分析
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涌入指挥机关。这些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外交的、经济的。而且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搜集到的形形色色的敌方情报真假混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确实的，还有一些是互相矛盾的。只有将得来的各种情报，运用唯物辩证法、数学、运筹学等科学的方法，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提炼综合，才能成为谋略决策的依据。
在如何提炼和综合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个供谋略训练的例子：一位研究者在苏联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家工厂领导给编辑的信，抱怨原料供应缓慢。一位武官又送来了火车行车时间表变更的消息。这时，《真理报》正为靠近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发动一次招收工人的宣传活动。几天以后，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篇演说，歌颂同一地区工业振兴。这篇演说中还穿插一段富于神秘性的关于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话。根据这些片断，情报专家就能发现苏联两个新原子工厂的方位。
指挥员在构成判断、作出决策时，绝不能有主观随意性。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发人深思的例子。
1941年德国加紧了战争准备，向苏联边境调动了大量部队。但德国间谍机关四处散布消息，说兵力东调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情报机关越来越多地发现德军正在向苏联边界集结，但同时也陆续得到德军散布的所谓旨在声东击西的情报。而这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情报，相信那一个？斯大林在判断时，由于迷信苏德条约，以及非常担心出现战争局面而产生了一种心理性倾向，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军是“声东击西”。甚至在苏联情报总局已经获悉了德军将在1941 年6 月的下半月对苏联宣战的重要情报后，斯大林仍固执地不相信。他在情报总局上送的绝密情报上用红墨水笔批示说：“这份情报是英国的挑拨，查明谁在进行这种挑拨，并予以惩治”。结果由于判断失误而招致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
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则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不轻信他的情报机构的某些“集体智慧”。1939年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如果各部大臣听任自己养成一种心情，只重视那些同自己的愿望一致的情报，那么他们就会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 1940 年1 月10 日，1 架德军高速飞机，因迷航迫降在比利时，机舱里发现了德国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计划，还有希特勒的命令文件稿。对此不少英法高级官员认为这是德国的骗局，有意制造假情报。丘吉尔则反对这种解释。他设身处地为德军推想：瞎闹这样一场骗局什么好处也没有，德军没有必要搞这样的骗局！后来事实证明，丘吉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唯物主义者斯大林，不小心犯了唯心的错误，但后来在实践中纠正了，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仍不失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唯心主义者丘吉尔，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唯物起来，倒也值得我们借鉴。
第八章谋略的主观条件
敌对双方的种种客观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