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谛卸⒍髦械靡哉故尽！�
3。 《第一义谛》
《第一义谛》既不是赖和的论文也没有文艺性，而是佛书的翻译。1923年12月，赖和因治警事件入狱，初囚台中银水殿，后送台北监狱。在狱中无事可做，“每向狱吏啰唆”，借来日僧大谷光瑞在南满铁道会社讲演的笔记（由京都市西六条兴教书院出版）。尽管赖和“对宗教素无信仰，又乏研究”，对此书“自始感不到兴趣”，但“无奈又别没有法子可以遣这寥寂，亦就忍耐地读下去”，读了三四遍后试着翻译，又苦无纸笔。他找狱吏要来一节一寸来长的铅笔，写在尘纸李南衡注：日语，楮树皮造的粗纸用来当卫生纸。上，花了四天的工夫译完，还作了一篇读后感，因为又没事做了，就不断地对照原文删改订正。出狱后，这译文在抽屉里躺了两年。快到入狱纪念日了，赖和记起有过这么一回事，认为这部佛书与自己有缘，又找出重新整理，作为“最可纪念的一种业缘”。由于是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还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又过了两年，字迹有些不清楚了，有些梵文原有日文“假名”注音，现在已经忘了，所以重新写过的，已不如初译时那样忠实于原文了，有删节，还有作者自己见解的加入。不过，哪是原文哪是赖和的见解不很清楚，只看到在第三章《烦恼即菩提》中有一段标明“赖和自注”，谈法律道德伦理的虚伪性。也许正因为如此，《赖和全集》的编选者才会把它也算作赖和的作品放在此处。
这几篇不知道为什么放在杂文栏里。《伯母庄氏柔娘苦节事略》可能是判别有误，另两篇或许是因为此类作品不多，除小说、散文、诗歌外的作品都归入杂文？
第四节 滴血和忍痛的灵魂思索——《狱中日记》
1941年12月8日，赖和一生中第二次被捕入狱。这一次与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在1923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中被拘捕，“同狱者”数十人。赖和当时年纪尚轻，没有后来那么重的家庭负累，他又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满怀不屈者的豪情，斗志昂扬。有诗为证：
食饱眠酣坐不孤，枝头好友黑头乌；
知人睡晏精神减，破晓窗前即乱呼。
坐久心安外虑忘，怜他枝上鸟啼忙；
无端最是芭蕉雨，搅乱闲情思转长。
一死原知未可轻，吾身不合此间生；
如何几日无聊里，已传人间志士名。
——《囚系台中银水殿三首》
后人说他即使在狱中亦能食饱眠酣，而且还有闲情欣赏狱窗外的景致，不愧是个青年斗士。藉由这次入狱，赖和更加明白尽管日本政府一再宣扬同化主义，但所谓的台湾“新附民”绝对不可能有哪怕一点点日本国民的待遇，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所以他在《系台北监狱》一诗中还有“今日厕身撄乳虎，模糊身世始分明”的诗句。
而第二次入狱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天，赖和没有前兆地突然被捕，不被告知理由，也没有同案的狱友，甚至连审讯都很少，就那么不明不白地被关押了五十余日。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下，赖和显得彷徨、苦闷，又极度担心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妻儿的生活来源，由是度日如年地捱过狱中的每一天。百无聊赖中，他用铅笔在粗纸上记下了当时的心情。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窥见他在失去自由的强大压力下，以及生命受威胁、家庭受连累时的彷徨无告、进退失据，甚至比其他作品更真切地揭示了所谓日本现代法律的虚假伪善，更整体地反映出殖民地人民朝不保夕、任人宰割的生存处境，也更详尽地吐露着被压迫者的痛苦心声。
《狱中日记》从1941年12月8日起，到次年1月15日止；共有三十九篇日记。每篇没有具体的日期，仅标以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实际上，日记是从第八日才开始写的。因为此时赖和在自己随身带的杂记账中发现一枝铅笔，在尘纸（草纸）上试书，可以书写，才开始记日记，前七日“当回忆录之”。（赖和《狱中日记·第八日》，《赖和全集》第3卷第11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狱中日记》之名也不是赖和所亲定，而是战后初期，杨守愚整理赖和的遗稿，在苏新主编的《政经报》上发表时所用的名字，也就这么沿用下来。
赖和平素没有写日记的习惯，《狱中日记》完全是他为了排遣狱中无奈的岁月，记录的都是他狱中的生活和心情。冷热失衡、蚊虫叮咬、疾病缠身，虽难忍受，也倒罢了，最令赖和受不了的是，他对这场飞来的牢狱之灾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知罪名，没有期限，就这么在惴惴不安中苦撑苦熬。他非常担心自己久在牢中，家庭经济无人支撑，父母妻儿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员工的薪水是一大笔开支。他家又刚刚贷款建了新房，银行方面须每月还款，再加上他的三弟新丧，孤侄也要抚养。他在此关上一个月，就要生出一千元的债务，“若继续到明年三月，则家将破灭，那能不愁苦？要解脱，不知将何解脱起。一家破灭的事实，呈现在眼前。我想什么哲人对此亦不能不悲观”。（赖和《狱中日记·第十七日》，《赖和全集》第3卷第2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赖和也是血肉之躯，是人而不是神，他的这种焦虑是很正常的。他并没有为了自己和家庭去充当殖民者的鹰犬、忠仆，而一直充满着抵抗精神，否则也不会先后两次陷狱。从一些资料还看到，赖和即使不在牢中，平素里也有专人负责监视，他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
有人可能认为《狱中日记》中有几处显示出屈服、妥协的迹象，这是不确切的。比如，其中有一段话：
当国家非常时，尤其是关于国家民族盛衰的时候，生为其国民者，其存在不能有利于国家民族，已无有其生存的理由。况被认为有阻碍或有害之可虞，则竟无有生存余地。但国家总不忍剧夺其生，只为拘束而监视之，已可谓真宽大，仆之处此，又何敢怨。赖和《狱中日记·第十二日》，《赖和全集》第3卷第16—17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这里的国家民族显然不是中国和中华民族，而是台湾的宗主国日本和大和民族。这并不是赖和的真实思想，而是记在“再录”的标题下，说明是把在别处说的话记录在此处。有论者说：“身在牢中为求脱困，在记事的‘再录’中写下这些谴责之词，不能当真（注意是写在‘再录’中，是对日本官宪的辩解），相反地更显现了统治者的横暴。台湾人究竟不是大和民族，国家更是被迫不得不接受的国家。”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279—280页。
再如，《狱中日记·第二十八日》里有一首旧体诗，前四句是：
竖垒已收马尼拉东亚新建事非难
解除警戒容高枕囚系哀愁亦少宽
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好像赖和在为日军占领马尼拉高兴，其实不然。他是认为，既然你日本人打了胜仗，总该放了我吧？对被释抱有一线希望。日记中也说：“皇军已据了马尼拉，警戒也已解除，我是有释放的可能了。”但他最后又说：“近三点，闻军乐乐队声，知是举行庆祝游行，使我哀愁愈多。”可见，他并非真心地为日军祝贺。
第33日的日记中还有四句诗：
忽闻街上有游行说是军人要出征
好把共荣圈建设安全保护我东瀛
“说是”两字透露出这几句是记录别人的话，并非赖和放弃了反抗精神，拥护日本人的战争政策。细读一下，犹觉得其中暗含讥讽意味：出兵霸占别国的领土，说是建设“共荣圈”，却只为了“东瀛”。赖和曾勉励民报“当事诸君的妙笔，要使所发表的能够通过检查，而又不至于全部抹杀我们的意志”，在这里，赖和很有可能也使用了“妙笔”。
杨守愚在整理《狱中日记》并于《政经报》上发表的时候，曾作了一篇序言，有助于我们对此作品的阅读、理解，现全文录于下：
这一篇狱中日记，是大东亚战争勃发当时，先生被日本官宪拘禁在彰化警察署留轩置场所写成的。可以说是先生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在这里头，我们能够看出整个的懒云底面影，这一篇血泪染成的日记，就是他高洁的伟大的全人格的表现，也就是他潜在的热烈的意志的表现。
身犯何罪？姑勿论先生自己不知道，试一问当时发拘引状的州高等课长，怕也挪不出明确的答案吧！“莫须有”，还不是宋时三字狱的巴戏把戏。？因为先生生平对于残虐的征服者，虽然不大表示直接抗争，但是他却是始终不讲妥协的。即当时一部分人士所采取的，所谓“阳奉阴违”的协力，他都不屑为的。他这一种冷严的态度，我想，就是他被拘的理由。
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所以先生对于过去的台湾议会请愿、农民工人解放……等运动，虽也尽过许多劳力，结果，还是对于能够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文艺方面，所遗留的功绩多。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先生觉得，只要民族意识不灭，只要大家能够觉醒起来，不怕他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怎样厉害，他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是会得到出头的。
不是么？台湾已经是光复了！被压迫的兄弟都得到自由了！
在这万人欢呼之中，反而使我不禁流出眼泪来。很遗憾的，着力于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懒云先生，他不能等着这光明的到来，他不能和我们一齐站在青天白日旗下额手欢呼，便被凶暴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