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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级，反抗殖民者。
照台湾成功大学教授林瑞明的说法，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是受当时两股思潮的影响，“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18年）掀起的民族自决思潮，在世界各国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土耳其的民族革命，以及印度为摆脱英国统治的不合作运动……皆是民族自决思潮下的运动；另外则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潮（1917年），以阶级解放为号召，中共、日共、台共……的成立，是此一思潮排山倒海冲击亚洲的结果”
。（林瑞明：《台湾文学与时代精神——赖和研究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第150页。）
而当事人叶荣钟的说法则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台湾民族运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压制、榨取与歧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为中心，而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所凝结而成的。他说这后一点，在文化协会的运动上尤为显著。其理由是：
议会设置运动与《台湾青年》杂志都是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所发起的，而文化协会是由台湾医专的学生发动的。两者对于祖国的观念，因为同是台湾人，当然是没有厚薄的差异。不过东京留学生所受的刺激与影响是世界规模而台湾的学生则未免有局促一隅之感。而且他们处在总督府极端的言论封锁下，所接受的情报，都是经过剪裁染色的加工品，自然对它的感度就难免要被打折扣。举例来说，对于威尔逊美国大总统所提倡的民族自决主义，东京留学生与台湾学生的感受可能不同。至于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东京的留学生大有相形见绌、汗颜无地的感觉，台湾的学生可能连这惊天动地的事实也一无所知。因为医专的学生没有其他的情报可以分心，平时对祖国的观念特别强烈、民族的乡愁格外热切，所以辛亥革命勃发，他们会私下募款捐助革命军，袁世凯窃国，他们有人要去北京水道厂放伤寒病菌。这种感情反映在文化协会的上面，便成为浓烈的“祖国论”。文化协会的章程列有总理与协理的职位，这是日本据台以后所没有的职称，在当时应该是会长副会长才是一般的用法，总理不但是祖国色调，完全是仿效中国国民党的制度。（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第327—328页。）
必须说明白的是，台湾文化协会虽然是在蒋渭水的领导下成立的，但首倡者并不是他，而是由医专的学生吴海水、李应章、甘文芳等先在同学中间酝酿。学生们为避免日本官宪干涉，想成立一个以启发台湾民众文化向上为目的文化运动团体，而其领导者必须是有影响力有活动能力的社会人士，这才由医专早期毕业生、台北大稻埕大安医院院长蒋渭水出面，征得林献堂、蔡培火等人的赞同，着手组建文化协会。
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时列名的会员共有一千零二十二人，网尽了台湾各界精英，形成了非武力抗日的统一战线。文协办报、设置读报社、举行各种讲习会、开办夏季学校、组织文化剧团，尤其是以文化讲演会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工作，其效果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为有力而且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提高民众的认识和觉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协的影响下，台湾各地涌现了许多爱国青年进步组织，诸如青年会、妇女会等等。这些组织经常邀请文协干部前往演讲。青年学生还在文协的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抗暴斗争。
文协召开成立大会的当天，赖和在彰化行医，并未参与，但由蒋渭水推荐，以总理林献堂的名义指定他为四十一名理事中的一员。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他在给蒋渭水的回函中写道：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创事业是为吾台三百余万苍生利益打算，仆亦台人一分子，岂敢自外。但在此时尚非可死之日，愿乞把理事取消。（赖和自传体小说《阿四》，《赖和全集》第1卷第270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话虽这么说，他并未稍怠文协的工作，他热心参与通俗讲演、接手《台湾民报》文艺栏、声援农民运动，等等。1923年夏天，东京台湾青年会讲演团赴台开展文化启蒙活动，遭到警方的阻挠，开不了口。正是赖和所属的彰化同志青年会首先不顾一切地进行声援，“使讲演队得向大众们发出第一声呼喊，这声音波动传到世间去，激动着平静的空气，台湾顿时刮起了风台”
。（同上。）赖和与对此尽了力的其他三位开业医林笃勋、李中庆、杨木旋即遭到当局的报复，被以所谓“阿（鸦）片取缔细则”处罚。同时，蒋渭水也并未取消赖和的理事资格。从1921年10月17日成立到1927年分裂，文协前后开过五次大会，在理事多少有些变动的情况下，赖和一直身任该职。
1925年以后，受时代思潮和祖国工农革命的影响，台湾社会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变化，文协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之间也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林献堂、蔡培火等人，主张文协纯走民族运动路线，进行不流血的抗日斗争；左翼力量的代表连温卿、王敏川等，坚决主张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而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摇摆在两者中间。1921年1月3日，文协召开临时大会，在修改会章的问题上，两派争执不下，势同水火。投票结果连派提案获得通过，林献堂、蔡培火、陈逢源、韩石泉等十多位理事弃权退席，蒋渭水也随之退出了，于是以连温卿、王敏川为核心取得了文协的领导权，被人称作“新文协”。嗣后，属于“民族主义派”的文协干部纷纷声明与文协分道扬镳，而决心将“文化协会这个好名爱护到底”不甘脱离的蔡培火，（《被文协除名的蔡培火氏谈》，《台湾民报》178号；第7页。）则被新文协发出“除名通知书”予以除名。“民族主义派”几经波折，于同年7月10日另行组织政治结社“台湾民众党”。
身为文协理事的赖和，并未明言他到底倾向于哪一边，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他当与连温卿、王敏川等更为接近。他与王敏川属同乡世交加上姻亲，关系极深，彼此影响，情谊维系终身；而赖和又是文协彰化支部的核心，受他潜在影响的彰化激进青年则是连派的支持者；与赖和同一户籍的堂弟赖通尧、刘素兰夫妇，都是新文协的干部，刘素兰还担任了中央委员，主持妇女部工作；同时，赖和的作品也隐约透露出他的观点。《赖和全集·小说卷》中有一篇《赴会》，说的是他赴雾峰莱园参加文化协会理事会过程中的所闻所见与所思所想。这次会议于1926年5月15、16日召开，已经显现出分裂的迹象。作品中的“我”因为看到“为人类服务”、“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的工农大众，受到社会的损害而只知道烧香拜佛祈求不可知的幸福，而加强了赴会的勇气，然而转念一想，已往多次会议都曾“议决有许多种的提案，设定有许多种标语，究其实在有哪一种现之事实？”于是他“不觉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这是他对文协的不重视实际斗争、纸上谈兵提出的批评。作者还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
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偶尔）开一个讲演会而已。（引文括号里为引者注。下同。）
这显然是针对文协内部以林献堂为首的领导阶层素来所奉行的妥协主义——只满足于文化启蒙，不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而进行的批评了。小说中的“我”还听到一段佃农的对话：
讲文化的？若是抢到他们，大概就会拍拼（拼命努力）也无定着（也不一定）。
他们不是讲要替台湾人谋幸福吗？
讲得好听！
今日听讲在雾峰开理事会。
阿罩雾（雾峰旧名，指林献堂家族）若不是霸咱抢咱，家伙（家产）哪会这样大。
不要讲全台湾的幸福，若只对他们佃户，勿再那样横逆，也就好了。
阿弥陀佛，一甲六十余石，好歹冬（收成）不管，早冬（春收）五，晚冬（秋收）讨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讲。
这已经揭示了分裂的根本原因了。就拿林献堂来说，他是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领导者，出力且出钱，而且出钱出得最多。据叶荣钟说，林献堂是标准的地主，惟一的收入是租谷，他把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拿出来投入各种活动，而自己一家人过着颇为拮据的生活，（叶荣钟：《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8月30日出版。）不能不说他为争取台湾人的政治权利是尽心尽力的。可是，透过赖和笔下林家佃农的不平与不满，触及了日据时代地主阶层无法避免的两难困境：他们一方面为民族解放出钱出力，甚至冒生命危险，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惟一的收入是租谷，要和农民持同一立场，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又绝无可能。这也是绝大多数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地主豪绅，只能囿于民族运动范畴内的主要原因。虽然说，1927年前后，中国大陆国共两党分裂的影响，以及台湾总督府的分化离间政策，都是造成台湾文化协会分裂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只是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台湾社会地主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其实，这正是中国大陆国共两党之间的基本矛盾）。赖和尽管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1927年1月3日，赖和当选为新文协临时中央委员，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