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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帝真是伤心，提拔的人没一个为自己排忧解难，太令人失望了，于是召回了告病在家的王锡爵，坐上了他同年兼同乡申时行坐过的首辅位子。王锡爵敢于担当，办事果断，但他低估了争国本这件大事的复杂性。
因为皇帝曾答应在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东宫大典，深知万历帝在这一问题容易反复的王锡爵，写了封密奏给皇帝，敦促此事。谁知皇帝回复他的手谕，耍了一个花样，不但不提当初的诺言，而且提出“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解决办法。
所谓“待嫡”，就是说根据祖制，有皇后所生的嫡子则立嫡，皇后没有生育儿子就立长子。如果现在将长子立为太子，日后皇后生了儿子怎么办？不如先将皇长子和三子、五子（次子、四子已夭折）一起封为藩王。如果以后皇后生不出儿子，自然由长子承继大位。
因为当时皇后才三十岁左右，还有生育能力。皇帝这次“迂回战术”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王锡爵一看皇帝的手谕，大为惊恐。他太了解皇帝这样说无非是找托辞，压根儿就是他不愿意痛痛快快让老大做太子。万历帝和皇后的感情一向不好，这也很正常，和皇后的结合，多是“包办婚姻”，所选择的皇后一般是出生清白、相貌端庄、性格贤淑，因为要母仪天下么，在美女如云的后宫中，比女性魅力，恐怕皇后是最没有竞争力的，皇帝自然不喜欢和这样的大老婆睡觉。明朝朱元璋以后，皇后生育儿子的只有孝宗的张后，所生的是那个荒唐透顶的正德皇帝。孝宗是个遵循“一夫一妻”的好丈夫，不近其他女色。这说起来是个好品德，但同样不免被后来的文臣议论，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祖宗社稷不负责任。如果孝宗多临幸其他嫔妃，就可能多生几个儿子。如此的话即使后来正德死后，没有儿子，也有亲弟弟即位，不至于将远在湖北的藩王儿子——后来的嘉靖接到北京坐龙椅，也就不会有“大礼议”那档子搅得朝局乱成一团的事情了。反正，皇帝怎样做，文臣都有说辞。
于是，“三王并封”的圣谕颁发到礼部，而整个朝廷立刻像炸了窝一样！
王锡爵为官以来，以刚直不阿著称。当年因张居正夺情事件，翰林吴中行、赵用贤被廷杖，正执掌翰林院的王锡爵找到权势赫赫的张居正，为自己的学生求情。此番皇帝出了个“待嫡”的馊主意，他竟然没能尽力反对，不用说和刚离职的首辅王家屏相比，就是他那位同年老乡申时行，看起来柔顺，而在立太子这件大事上毫不含糊，宁愿辞官也不无原则地顺从万历帝。大约王锡爵看到万历帝为册立东宫的大事，连续两任首辅都不为皇帝说话，自己再那样干，太伤皇帝面子了，不如先顺从皇帝，日后再慢慢斡旋。
廷臣们本来对皇帝册立东宫之事一拖再拖很不满，这下竟然等出了这样的结果。以往皇帝只是搪塞，推迟册立，但总给个时间表，现在竟然要将皇长子封为普通的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儿子，这就更没谱了。在大臣们看来，大伙儿被皇帝当猴耍了，于是舆情激荡，反对声不绝入耳。
光禄寺丞（从六品）朱维京上疏说皇帝“欲愚天下，而实以天下为戏也。”邢科给事中王如坚的上疏更加直白激烈，他历数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如何一次次失信，拖到今天，现在竟然要待嫡，质问皇帝：“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耳？”并且讽刺皇帝，说古代帝王后宫没有偏爱，因此皇后多嗣，我朝以来，有几个皇后生儿子的？而且拿万历帝本人举例，因为万历也是庶出，王如坚反问万历帝，当年陛下六岁就被册立为太子，为什么没有和潞王（万历的同母弟弟）一起册封为藩王，而等待皇后生子呢？——那言外之意是：皇帝自己不喜欢皇后，所以才没有嫡子，如果多和皇后过夫妻生活，嫡子也许早生了，还要等到立皇后十五年后再生儿子？这几乎是指责皇帝的私生活了。皇帝没办法，处罚了两位廷臣后，后来还下了道旨意解释自己和皇后的关系好起来了，说去年中宫得了点小病，现在病好了又何朕在一起了。意思是说可以过夫妻生活了，生嫡子不是没可能。连和皇后之间的夫妻私生活也要向大臣说明，恐怕只有明代的皇帝了。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2）
王锡爵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所有的廷臣都在骂他不能阻止皇帝，开始他还为自己辩护，翰林院的庶吉士李胜芳一番分析让他感觉到，如果附和皇帝的待嫡、并封，几乎是在自掘坟墓。李胜芳理解王锡爵在搞迂回，巧借三王并封，实则想促使册立皇长子为东宫。但他分析道，一旦并封，册立就会更加推迟。先生在任时难以促成，一旦离开朝廷，别人当了首相，能像先生那样所愿那样促成皇长子成为东宫么？一旦不能，先生岂不是成千古罪人？王锡爵还在为自己解释，说当初给皇帝的密信中催促过皇帝册立，意思是说自己责任尽到了，以后出现变故也没办法。李胜芳反问他，这件事外面的人谁能知道？到那时天子还会将你的密信公布天下。——意思是说如果事有不测，你的黑锅背定了。王锡爵的门生更是提醒老师，如此做恐怕有灭族之祸。这用不着多解释，如果万历帝以后不立长子而立老三，必定引发政局动荡不安，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如果拖到以后皇长子终于继位，当了皇帝的他会恨王锡爵当年支持父皇“待嫡”、“并封”，那后代的祸患恐怕不亚于张居正。
看到这一点，王锡爵感觉到自己的危机，为了一世清名和子孙后代，他也来了个大转折，明确表示反对皇帝的提议。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连开始替自己排忧解难的首辅王锡爵最后也反对自己，这下让万历帝意识到，固执己见，想要降伏整个文官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
皇帝终于让步，收回“待嫡”、“三王并封”的成命。但事已至此，万历帝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册立长子为太子，还在想出一切办法拖延，憋了一肚子气的他就是不想让文臣们赢得轻松。
就如挤牙膏、压弹簧一样，在大臣的压力下，皇帝一步步妥协。二十二年，虚岁十三的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接受正是教育。二十九年十月，历尽波折，终于册立朱长洛为东宫太子，此时，他已经虚岁二十了。有了太子的名分，才能娶老婆，册立后第二年举行大婚，在寻常人家，当时也算晚婚了。因为天子家不如寻常百姓，普通的藩王和太子娶妻，那礼仪是差别很大的，名分不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且到了这时候，皇帝没法拖下去了，因为老大没有太子的名分，不能结婚；他疼爱的皇三子不可能在长兄面前结婚。他所有的皇子人生大事都会被耽误。
国本之争总算有了结果，朱常洛的教育和人生大事被耽误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整个国本之争，导致了君臣严重对立，相互不信任，万历帝对文官更加的不满甚至是痛恨。他晚年的懒惰，不见朝臣，固然和身体多病有关。但如果多加调养不至于常年没法接见大臣，根本原因是他烦这帮臣子。
朱常洛被册立后，“争国本”的风波并未平息，因为整个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太子岌岌可危小心谨慎，郑妃母子虎视眈眈心怀鬼胎，皇帝心里不痛快在寻求逃避，廷臣们还在担心出现变故。后来的“梃击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朱常洛的短命，儿子熹宗从小失教只能对木匠活感兴趣，都和“争国本”的大风波有关系。可以说，“争国本”是导致明朝衰亡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文臣们在这场战争中赢了，但是一场惨胜，君臣拿这个帝国的命运做赌注。
现在看来，立谁当太子似乎是家事，但在家国一体的明朝，这是最大的国事，文臣们焉能坐视？而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皇帝只是法人代表，一大帮管理人员——文官有自己的利益所在。董事长和管理人员必定有利益间的矛盾，在“争国本”的问题上，与其说是破坏制度和捍卫制度之争，不如说是决策权之争，争夺重大问题上谁的话最管用。看起来皇帝在权力上有绝对优势，可相对的是文臣们有道义的绝对优势。在道德治国的明朝，道义优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没有公允独立的裁判机制和和平稳定的博弈体系的情况下，这种争斗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康熙帝能两废太子，搞出一种立密诏等驾崩后才宣读这种完全皇帝说了算的继承制度？不是康熙本人厉害，而是时势异也，和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独裁专制得更彻底，文臣完全奴化，哪还敢像明朝那样和皇帝“争国本”？明朝君臣是在争谁更有发言权，清朝连君臣相争的土壤都铲除了。
援朝之战打响了
就在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闹家务事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打大明国的主意，一个是建州女真头领努尔哈赤，还有一个是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加上万历帝，当时东亚地区是三大政治领袖并存，怎知道笑到最后的是当时看起来力量最弱的努尔哈赤。
日本觊觎东亚大陆，几乎是“二战”以前该国数千年传统的国策，一旦羽翼稍丰，就会蠢蠢欲动，刀锋西向。而且日本每一次在国力迅速上升的历史转折点，一定要挑衅他们文化上的老师——中国，引发战争，且战争总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上一次和中国过招是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当时朝鲜半岛分裂为百济、新罗和高句丽，唐朝和新罗联军与日本和百济的联军在白江展开决战。当时日本刚经过“大化革新”，以为有力量和唐朝抗衡，而唐朝经过太宗朝的“贞观之治”，已经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二者力量相差太大。此役日军惨败，明白了两国的力量悬殊，退回列岛老老实实呆了900余年。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