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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就是詹国滨拍得最好。在八个男生当中，就数詹国滨眉清目秀特别端 庄。就连他们的领袖鲁火种，大脑袋四方脸在平时是那么凝重威严，在照片里却 显得土气老实。詹国滨呢，年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明朗朗劲抖抖的，眼眸中含 着一滴晶亮的光彩。他的嘴角眉梢都微微上翘，那是春风得意的一种自然表情。 这张照片，是詹国滨十七年人生最精华的提炼。十七年里头再其他什么故事
都不会更说明他了。 摄影这个东西是很神秘和怪异的。除了极少数会照相——也就是说有能力反
过来控制照相机的人，比如演员或者政治人物等等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发现， 在刚刚拍摄的照片中，那个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再拿照 片出来看，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个自己其实还是自己，那是你诚实地回想起往事 来了。在往事中，你正是照片上的模样。当年你觉得不像自己，是不愿意承认当 时的现实。或者，你还没有能力清醒地认识自己。要么，你对自己的期望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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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当时的现实对你来说，实在不尽如人意。照片虽然是一种平面的现实，却
就地隐藏了立体的现实。而立体现实则是更加真实的一面。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 一刹那，闪光灯以撕心裂肺的强光穿透肉体，肉体则在刹那间不得不放弃对灵魂 的监守，这是光的神秘威力。许多照片，都是一个人的灵魂完全真实暴露的一刻， 不管你自己认为像你还是不像你。所以，詹国滨不喜欢拍照。
除了送别上山下乡同学的那一次合影，詹国滨是自愿的之外，后来的照片都 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拍。后来的照片，在洗印出来的当时，詹国滨都觉得拍得不 好，不像他自己。只有那位十七岁的少年完全是他自己。这是因为，光也会屈服 于真理。天真就是一种灵肉合一的真理。天真的孩童们，任你怎么拍摄都怎么酷 肖他自己。詹国滨的十七岁，是他保持天真的最后一刻。
在留城四年之后，詹国滨还是被迫选择了下放。 当鲁火种和詹国滨留城之后，仅仅两个多月，鲁火种就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
了武汉重型机械厂。这是一家中央在汉大型企业，级别高，待遇好，能够进去的 人那是相当神气的。詹国滨的分配不仅迟迟不来，来了之后竟然只是星火浆糊厂。 一打听，那是街道一级的小工厂，收容了一群军烈家属，大多是婆婆妈妈们，在 一起制作星火牌浆糊。詹国滨生气地拒绝了。他对劳动局的人说：“哦，我冒着 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 吗？”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这次是武 汉星火文具厂。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当时就在劳动 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他怒目喷火，把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 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 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 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
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 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是整个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最有技术人员和先进 设备的企业，他们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 琴。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 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 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 最忌讳的是：千万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不要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 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 婚，咱们算什么呢？功劳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 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 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詹国滨却 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懂得如何讲究技巧。要他不提到红旗大 楼那简直没有可能，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 名的呀。詹国滨就是詹国滨。这个人不可能完全学习另外一个人。人生的某个时 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候。因此，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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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
国家有一项政策，这就是：一对父母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詹国滨的父母 选择了第二个儿子。他们在找詹国滨谈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女儿詹国秀的思想工 作。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她保证“在明年 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因为我，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 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 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 又很昂贵的海鱼。詹国滨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吧？”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 得很有经验了。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 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知道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们的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他们的母亲有肾 病，长期贫血和腰疼。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 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他。更 加上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 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 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于父母来 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正如俗话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詹国邦留城，詹 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如果詹国滨现在就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 肯定就得以留城。
带鱼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詹国滨放下筷子，坐在那里发窘。发窘的感觉 很不好受。
“好！”他说，“我下放就是！”他干笑了两声，说，“反正我也呆腻了！” 就这么一下子，詹国滨把自己推上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话出口的一瞬间，一
个巨大的凄凉寒透了他的心。反而，他的脑筋开窍了。他想：自己这么年轻已经 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如果他在已经获得留城的情况之下还主动要求下放，那么 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通过他这几年在社会上闹革命，他已经知道一个 人的政治资本是最有用的。詹国滨自己悟出了这个道理，思想一通，行动就配合 上来了。他的下放请战书写得特别积极特别狂热，以至于鲁火种看了以后都忍不 住提出了商榷，说是否需要掩饰一点虚假和收敛一点夸张以达到更好效果。詹国 滨表面答应说好，结果还是一字不改地送交到革命委员会。因为詹国滨还是詹国 滨自己。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他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在他看来，千臭万臭 马屁不臭。你用多夸张的词语歌颂知青上山下乡也不会有人感觉过分。就在越来 越多的青年学生死乞白赖留在城市大伤知青办领导脑筋的时候，那些领导惟恐没 有人挺身而出做榜样。这一次詹国滨判断准确。他立刻又被市里的大领导召见。 作为积极投身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典范，詹国滨的大幅照片和请战书被报纸刊登出 来，报社不吝溢美之词，浓墨重彩地写了编者按。欢送会在规格最高的大会场所 武汉剧院举行。詹国滨披红戴花，生平第一次站在麦克风前面，亲口朗诵自己的 请战书。詹国滨还没有到达农村，就被作为知青的优秀代表，结合到某公社革命 委员会。
的确，詹国滨是作为知青下放农村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做口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他直接去公社机关上班，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詹国滨的主 要任务是发动知青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任务对詹国滨来说比较简单，农村 到底孤陋寡闻，他把《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一文抄录出来，张贴在公 社机关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