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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最先逐渐把几乎欧洲大部分的主教职、修道院院长职（或即所谓主教公会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种种奸计及口实，把各主教领区内大部分下级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这一来，所留给主教的，除仅仅足使其维持对所管辖牧师们的权力外没有什么了。同时，由于这种安排，君主的境况，也弄得比先前更坏。欧洲各国的牧师们，这样简直编组成了一种宗教军。这种军队虽散处各国，但它的一切活动、一切动作，都可由一个首领指挥，并在一种划一的计划下进行着。每个特定国家中的牧师，可视为这军队的一个支队；而各支队的动作，又容易得到四周其他支队的支持和援助。每个支队，不仅对于各自驻在国及给养他们的国家的君主是独立的，而且还隶属于一个外国君主。这个外国君主随时可叫他们反戈转向该特定国家的君主，并使用其他一切支队为其声援。
这种武力的可怕，就我们想象得到的，可以算无以复加了。往时，当欧洲技艺及制造业未发达之前，牧师们的富有，使他们对普通人民拥有诸侯对其家臣、佃户及扈从的同样权力。诸侯在其领地上，拥有一种司法权；依同一理由，牧师们在皇族及私人基于错误的虔敬而捐赠教会的大所有地上，亦确立了一种类似的司法权。在此等大所有地范围内，牧师们或其执事，不仰仗君主或其他任何人的支持和援助，就能够维持和平；但是，没有牧师们的支持及援助，那怕是君主或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维持不了和平。因此，有如俗世大领主在其特定领地及庄园所保有的司法权一样，牧师们的司法权，就与国王的法院独立，而划在国家司法管理范围以外了。牧师们的佃户与大领主的佃户同，几乎全是可自由退租的仰户，完全依靠其直接隶属的主人。所以，牧师们一旦有了争斗，要他们参加，他们就得应召前往。牧师们的收入，计有两种：其一是这些所有地的地租，其二是从什一税得到的欧洲所有国家的一切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这两种地租，大半都以实物缴纳，如谷物、葡萄酒及牲畜等。它们的数量，大大超过牧师们自己所能消费的限度。当时既无艺术品或制造品可资交换，他们对于这大量的剩余，就除了象诸侯处置其剩余收入一样，大宴宾客，大行慈善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有利的使用方法。因此，往时牧师们款客和施舍的规模，据说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但维持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全部贫民的生活，并且，许多无以为生的骑士绅士们，也往来于各修道院之间，假皈依之名，收款待之实。若干特殊修道院院长的扈从，往往与最大领主的扈认同样的多。把一切牧师们的扈从合计起来，也许比一切领主共有的扈从还多。各牧师间的团结，在程度上大大超过凡俗领主间的团结。前者是在一种正规的纪律和从属关系下，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后者不然，他们彼此间几乎常在相互猜忌，并且同在嫉视国王。所以，虽然把佃人和扈从合计起来，牧师们所有的，比凡俗大领主少；而单就佃人说，也许少得多，但牧师们的团结力量，却使他们更为人所恐惧。此外，牧师们的款待和慈善，不但给与了他们支配一支大的世俗力量的权力，同时并大大增加了他们精神武器的力量。他们已由这博施济众的善举，博得了一般下级人民最高的尊敬和崇拜，这些人民，许多是不断由他们赡养的，几乎全体都有时由他们赡养的。一切属于或有关这个有那么大人望的阶级的事物，它的所有物，它的特权，它的教义，必然在普通民众眼中成为神圣的了；而对于这些神圣事物的侵犯，不论真伪，通是罪大恶极。这样，如果君主抵抗其治下少数大贵族的同盟，常常感到困难，那就无怪其抵抗治下的牧师们的联合力量，更感到困难；何况这种联合力量，还有各邻国的同一力量为其声援呢：在此种情况下，君主有时不得不降服，倒不足奇怪；君主常能抵抗才是怪事。
古代牧师们的完全不受世俗司法权支配的特权（在我们今日看来，是最不合理的），例如，英格兰所谓牧师的特权，正是这种事势的自然结果或更正确地说是必然结果。一个牧师不论所犯何罪，他的教会如有保护他的意向，并表示犯罪证据不够处罚神圣人物，或说所加于神圣人物的惩罚过严，那末，君主这时想执法惩治那位牧师，该是多么危险呢！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莫如让那位犯罪者，由教会法庭去审判他。为他们全教会的名誉计，该法庭必尽可能抑制教会中每一个牧师；犯大罪，固所不许；即惹起世人恶感的丑行，亦在所必禁。
在第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以及这前后若干时期的情况下，罗马教会组织，可以说是反对政府权力和安全，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这种种，只有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地方，才能发扬）的旷古未有的可怕团结。在这种制度下，极愚蠢的迷信幻想，得到如此多数私人利己观念的支持，以致任何人类理性的攻击，都不能动摇它。因为，理性虽然也许能够揭穿某些迷信妄想，使普通人也能明白其无稽，但理性决不能瓦解那基于利己心的结合。设使教会组织没有碰到其他对头，只有无力的人类理性对之施展攻击，它是一定会永远存在的。然而这个广大牢固的组织，这个为一切人类智慧德性所不能动摇尤其不能颠覆的组织，却由于事物的自然趋势，先变成了萎弱，然后部分毁灭，而照现在的倾向，不到几百年，恐怕还要全部瓦解。
技艺、制造业及商业逐渐的发达，是大领主权力瓦解的原因，也是牧师们在欧洲大部分的世俗权力全部瓦解的原因。象大领主一样，牧师们在技艺、制造业及商业的生产物中，找到了可用以交换自己所有的原生产物的东西，并且由此发现了自己可以消费其全部收入的方法。自己既能完全消费自己的所有物，不必分许多给旁人，所以他们的施与，逐渐缩小范围，他们的款待，也不象先前那样慷慨、那样丰盛。其结果，他们先前那么多的扈从，由渐渐减少以致全部散去。为要过着大领主那样的生活，为要满足其虚荣和无意识的欲望，这些牧师也想由他们的所有地，获取较多的地租。但是，要增加地租，只好答应跟租地人缔结佃租契约，这一来，租地人大体上就脱离他们而独立了。从此，使下级人民要听牧师们支配的利害关系，一天天衰微，一天天瓦解。和那使孩阶级人民受大领主支配的利害关系的衰微与瓦解比较，前者的衰微与瓦解，还要来得迅速。这是因为大部分教会的采地，远不如大领主领地之多，因此，每个采地的所有者，自己消费其全部收入就更快更容易。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封建诸侯的势力，在欧洲大部分达于极点。但牧师们的世俗势力，即他们曾一度拥有对大多数民众的绝对支配权，却在这时就非常衰微了。教会这时在欧洲大部分的势力，几乎就只剩下了心灵上的权威；甚且连这心灵上的权威，也因牧师们慈善不行，款待中辍，而非常薄弱了。下级人民对于这一阶级，再也不视为是他们苦恼的安慰者和贫穷的救济者了。在另一方面，富有牧师们的虚荣、奢侈与耗费，又惹起这般下级人民的愤激和嫌恶，因为一向被视为贫民世袭财产的东西，现在竟被这些牧师为自己寻乐而浪费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君主力图挽回他们曾一度享有的支配教会重要圣职的势力。他们一方面恢复各主教领区副主教及牧师选举主教的旧权利，一方面恢复各修道院修道土选举院长的旧权利。这种旧制度的重建，就是十四世纪英格兰制定的若干法令，特别是所谓有捧圣职栓叙条例的目的，也是十五世纪法国颁发的基本诏书的目的。依据这条例或诏书，要使选举发生效力，进行选举须先得君主的同意；被选的人物，亦须得君主的同意。这样，选举虽在想象上仍是自由的，但君主的地位，必然会使他掌握有种种间接手段，来支配其属下牧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设有与这同一倾向的规定，但罗马教皇任命教会重要圣职的权力，在宗教改革前，似乎在英法两国，被限制得最厉害而且最普遍。以后在十六世纪时，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间成立了一种协定；根据这协定，法国对于法国教会一切重要圣职（即所谓主教大会圣职），有了绝对推荐权。
自基本诏书及上述协定成立以来，法国一般牧师对于教皇命令的尊敬，就不及其他天主教国家了。每当君主与教皇有所争议，他们几乎常是站在君主一边。这样看来，法国牧师们对于罗马教皇的独立，主要就是由于这基本诏书和协定了。在比较前些时代，法国牧师们极忠心于教皇，与他国牧师们原非两样。当克培王室第二君主罗伯特被教皇逐出教会时，教皇的处置虽极不正当，但法王的从臣，据说就把法工食桌上的食物投掷于狗。他们拒绝吃罪王所触秽了的一切东西。不难推测，法王左右居然这样做，必是由当时国内牧师的指使。
对于教会重要圣职任命权的要求（为了拥护这种要求，教皇宫廷常使基督教国家若干最有力君主的王位发生动摇，甚至于倾覆），就是这样在欧洲各国，甚至在宗教改革以前，被抑制了，被变更了，或者完全放弃了。随着牧师们对人民的势力的减少，国家对牧师们的势力日益加大。因此，牧师们搅扰国家治安的势力和意向，就大非昔比了。
引起宗教改革的争论开始在德国发生的时候，罗马教会权威就是处于这种倾顿状态。该争论不旋趣间就传播到欧洲各地。新教义到处大受欢迎。传播这新教义者，以一般人攻击既定权威时所常具的那样热烈奋发精神，从事宣传。就其他方面说，新教教师，也许不比许多拥护旧教的牧师们更有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