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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国难时期，情形就两样了，例如，1672年法兰西人侵入时，银行货币所有者都想从银行提出储金，归自己保存，大家都需要受领证书。这种需要，可能非常地提高受领证书的价格。有受领证书的人，可能作非分之想，不要求各受领证书所记明的银行货币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却要求百分之五十。知道银行组织的敌人，甚至会把一切受领证书收买进来，以防止财宝搬出。一般认为，在这非常时期，银行会打破只对受领证书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规。无银行货币但有受领证书的人，一向必定只领取了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储金价值的百分之二或三。所以，有人说，在这场合，银行定会毫不迟疑地以货币或金银条块，对有银行货币记在银行账簿上但无受领证书可向银行提取储金的人支付完全的价值；同时，对于有受领证书但无银行货币的人支付百分之二或三，因为这个数目，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们所应得的全部价值了。
即在平常和平静的时候，受领证书持有者的利益在于减低贴水，借以较低价格购买银行货币（从而以较低价格购买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可以提取的金银条块），或以较高价格把受领证书卖给有银行货币并望提取金银条块的人；受领证书的价格，一般等于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及受领证书所记明的铸币或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之差。反之，银行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却在于提高贴水，借以高价出售其银行货币，或以低价购买受领证书。这样相反的利害关系，往往会导致投机买卖的欺诈行为。为防止这种欺诈，近数年来银行决定，不论什么时候，卖出银行货币换取通货要贴水百分之五，而再度买进银行货币，要贴水百分之四。这种决定的结果，贴水不能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亦不能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银行货币与流通货币二者市场价格间的比例，不论什么时候，都很接近它们固有价值间的比例。但在未有此种决定以前，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低不一，按照这两种相反利害关系对市场的影响，有时贴水上升到百分之九，有时又下跌而与通用货币平价。
阿姆斯特丹银行宣称，不以储金任何部分贷出；储金账簿上每记下一盾，即在金库内，保藏等于一盾价值的货币或金银条块。受领证书尚未失效，随时可来提取，而事实上不断地流出和流入的那一部分货币与金银条块，全保藏在金库内，不容致疑，但受领证书久已满期，在平常和平静时候不能要求提取，而实际上大概在联邦国家存在的时期内永远留在银行里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否亦是这样，却似乎有疑问。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银行货币即有一盾金银存在银行金库里这一信条，在各种信条中总算是奉行最力的了。阿姆斯特丹市作了这个信条的保证人。银行归四个现任市长监督，这四个市长每年改选一次，新任的四个市长，比照账簿，调查银行金库，宣誓接管，后来，再以同样庄严的仪式，把金库点交给继任的人。在这真诚的宗教国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废。有了此种更迭，对于一切不正当行为，似乎有了充足的保障。党争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过许多次革命，但在这一切革命中，占优势的党派，都没在银行管理那一点上攻击他们前任的不忠诚。对于失势的党派的名誉与信用，再没有第二种事情比这种攻击有更深刻的影响的了；如果这种攻击真有根据，我们可以断言，那是一定会提出来的。1672年，当时法王在乌德勒支，阿姆斯特丹银行付款迅速，以致无人怀疑它履行契约的忠诚。当时，从银行金库中提出的货币，还有些曾为银行设立后市政厅大火所烧焦。这些货币，必定是从那时候起，即保存在银行金库内的。
这银行的金银总额究竟有若干，老早就成为好事者臆测的问题。但关干这总额多少，只能推测。一般认为，与这银行有账目来往的人，约有二千；假设他们每人平均存有一千五百镑的价值（那是最大的假设），那末银行货币总额，因而，银行金银总额，便大约等于三百万镑，以每镑十一盾计算，就大约等于三千三百万盾。这样一个大数额，足以经营极广泛的流通，但比一些人关于这总额夸大的臆测，却小得多。
阿姆斯特丹市从这银行获得了很大的收入。除了所谓仓库租金，凡第一次与银行开来往账户的，须纳费十盾；每开一次新账，又颌纳费三盾三斯泰弗；每转一次账，须纳费二斯泰弗；如果转账的数目不及三百盾，则须纳六斯泰弗，以防止小额的转账。每年不清算账目二次的，罚二十五盾。转账的数目如果超过了储存的胀目，须纳费等于超过额的百分之三，其请求单亦被搁置。据一般人设想，银行由受领证书满期归为己有的外国铸币与金银条块，在有利时出售，亦获得不少利润。此外，银行货币以百分之五的贴水卖出，以百分之四的贴水买入，亦给银行提供利润。这些不同利得，大大超过支付职员薪俸和开支管理费用。单单储存所纳保管费一项，据说等于十五万盾至二十万盾的年纯收入。不过，这机关设立的目标，原来不是收入，而是公益。其目的在干使商人不至因不利的汇兑而吃亏。由此而生的收入，是不曾预料到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意外。我为了要说明，为什么理由，用银行货币兑付的国家和用通用货币兑付的国家，其汇兑大都似乎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冗长的题外话，现在，我该回到本题。前一种国家用以兑付汇票的货币，其固有价值总是不变，恰与其造币厂标准相符；后一种国家用以兑付汇票的货币，其固有价值不断变动，而且几乎都多少低于其造币厂标准。
第二节根据其他原则，这种异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在本章的前节，我竭力说明，即根据重商主义的原理，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货物的输入，也不必加以异常的限制。
然而，此种限制以及许多其他商业条例所根据的整个贸易差额学说，是再不合理不过的。当两地通商时，这种学说认为，如果贸易额平衡，则两地各无得失；如果贸易额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损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称。但这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象我后面所要说明的那样，奖励金与独占权，虽为本国利益而设立，但由奖励金及独占权所促成的贸易，却可能对本国不利，而且事实上常是这样。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进行的两地间的贸易，虽未必对两地同样有利，但必对两地有利。
所谓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两地贸易额平衡，而两地间的贸易，全由两国国产商品的交换构成，那末在大多数场合，它们不仅都会得利，所得利益而且必相等或几乎相等。这样，各为对方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市场。甲方为生产及制造这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而投下的资本，即在一定数目居民间分配并给他们提供收入或生计的资本，将由乙方补还；乙方投下的这种资本，将由甲方补还。所以，两国的居民，都有一部分，将间接从另一国取得他们的收入与生计。两国间所交换的商品，其价值又被假设相等，则在大多数场合，两国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亦必相等或几乎相等；而且，因为都是用来生产两国的国产商品，所以，两国居民由此种分配而得的收入与生计，亦必相等或几乎相等。彼此互相提供的这种收入与生计，按照商务来往大小的比例，有多有少。若彼此每年都等于十万镑，则彼此给对方居民所提供的，亦为十万镑的年收入；若等于一百万镑，则彼此给对方居民提供的，亦为一百万镑的年收入。
设甲乙两国间的贸易，是属于这样的性质，即甲国货物输至乙国的纯为国产商品，乙国输至甲国的回程货则纯为外国商品，那末，在这假设下，两国的贸易额，仍被认为是平衡的，彼此都以商品偿付。在这场合，两国仍然享有利得，但利得的程度不同；从这种贸易取得最大收入的，是只输出国产商品的那一国居民。比方说，英国从法国输入的，纯为法国所生产的国产商品，但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商品，每年不得不以大量的外国货物如烟草与东印度货物来偿付。这种贸易虽可给两国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给法国居民所提供的收入，必多于给英国居民所提供的。法国每年投在这种贸易上的全部资本，是在法国人民间分配的。但英国资本，只有一部分，即用来生产英国货物备与外国货物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每年在英国人民间分配的。其资本，有较大部分是用来补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对这些遥远国家居民提供一种收入与生计。即使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几乎相等，但法国资本的使用，给法国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国资本的使用，所增于英国人民收入的大得多。因为，在这场合，法国所经营的，是对英国的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英国所经营的，是对法国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这两种国外贸易所生的不同结果，已经在前面充分说明过了。
不过，两国间的贸易，也许既不能双方全为国产商品的交换，也不能一方全为国产商品，一方全为外国货物。几乎一切国家，彼此间所交换的，都一部分是国产商品，一部分是外国货物。但是，国产商品占交换品最大部分而外国货物占交换品最小部分的国家，总是主要的利得者。
假若英国用以偿还法国每年输入品的，不是烟草与东印度货物，而是金银，那贸易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