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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制造业者经营的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农业家来经营，就是说，以他的资本分投于两种不同用途，即以一部分投在谷仓及干草场上，以供应市场上不时的需要，而以其余部分用来耕作土地。但他投于后一部分所得利润，既不能少于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所以，他没于前一部分所得利润，亦不能少于商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实际用来经营谷物生意的资本，无论是属于被称为农业家的人，还是属于被称为谷物商人的人，都要有相同的利润，来补偿这样投资的资本所有者，并使他的职业能与其他职业立于同等地位，使他不致见异思迁。因此，被迫而兼营谷物商业的农业家，决不能把他的谷物卖得比任何其他谷物商人在自由竞争的场合不得不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以全部资本投在单一行业对商人有利，正如以全部劳动用在单一操作对劳动者有利一样。劳动者从此学得一种技巧，使他能以同样的两只手，完成比别人多得多的作业；同样，商人亦从此学得一种简便的买卖货物方法，使他能以同量的资本，经营比别人多得多的业务。一般地说，劳动者能因此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提供他们的产品；而商人亦能因此以同样低廉的价格，提供他们的货物，比资财和心思用在多种多样的货物上时低廉得多。大部分制造业者，都不能象处处留神的活跃的小买卖商人——他们的唯一业务是整批地购买货物、再零星地售卖货物——以那么低廉的价格，零售他们自己的货物。大部分农业家，更不能象处处留神的活跃的谷物商人——他们的唯一业务是整批地购买货物贮存大谷仓内、再零星地售卖出去——以那么低廉的价格，把他们自己的谷物，零售给离他们四、五哩的都市居民。
禁止制造者兼营小卖业的法律，企图强使资本用途的这种划分发展得比原来更快些。强迫农业家兼营谷物商业务的法律，却妨碍这种划分的进行。这两种法律，显然都侵犯了天然的自由，所以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不正当，所以都是失策的。为了任何社会的利益，这一类事情，都是不应强制，也不应妨碍的。以劳动或资本兼营无经营必要的行业的人，决不会以比他的邻人更贱的价格售卖货物，从而伤害其邻人。他也许会伤害他自己，事实上大都会伤害他自己。谚语说，兼营一切事业的不富。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但在这二种法律中，最有害的，却是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的法律。
这项法律，不仅妨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的划分，而且同样妨碍了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强使农业家不专营一业而兼营二业，即是强迫他把资本分作二部分，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业上，但若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他即可自由卖给谷物商人，他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用来购买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佣工，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如果强迫他零售他自己的谷物，他就不得不把资本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谷仓及干草场中，再不能象无此种法律时候那样，以全部资本用于耕作土地。所以，此种法律，必然妨碍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价低廉，而且能减少谷物生产，因而提高谷物价格。
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助于谷物栽种事业的，就是有适当保护及奖励的谷物商人的业务，象批发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制造业者的业务一样，谷物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农业家的业务。
批发商人，给制造者提供现成的市场，其货物一经制成，即被他们买去，有时，在货物未经制成以前，即预先给付货物的价格，所以，使制造业者能够把他的全部资本，甚或比起全部更大的资本不断地投在制造业上，使他所制成的货物，比把货物卖给宜接消费者及零售商人的场合多得多。此外，批发商人的资本，一般是够补偿许多制造业者的资本，所以他和他们间的这种来往，使得一个大资本所有者，为着利害关系，愿意支持许多小资本所有者，并在他们遭受有破产危险的损失与不幸时，给他们以援助。
农业家和谷物商人间同一种类的来往，若能普遍地建立起来，则所带来的结果，亦必同样有利于农业家。农业家因此能以其全部资本，甚或比全部更大的资本，不断地投在耕作事业上。他们这种职业，比任何其他职业都容易遭受各种意外，但有了这种来往，那就无论在哪一种意外中，他们都可发现，他们的寻常顾客，即富裕的谷物商人，愿意支持他们，而且能够支持他们。这样，他们就不必象现在那样，一味依赖地主的宽容及地主管家的慈悲。如能（那恐怕是不可能的）立即把此种来往普遍地建立起来；如能立即把全部农业资本，从其他一切不相宜的用途，移归相宜的用途，即土地耕作事业；如在必要时，为支持扶助这个大资本的作用，能立即供给另一个几乎同样大的资本，那末，仅仅这种事态的变更，对国内全部土地，将产生如何巨大、如何广泛和如何急剧的改良，那就很难想象了。
所以，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尽量禁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中间人存在，就是企图消灭一种有利的贸易。这种贸易，要是自由进行，不仅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预防这灾祸的最好方法。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利于谷物生产的，便是谷物商人的业务了。
这法律的严峻，赖后来几个法规而和缓了不少。这些法规，先后允许在小麦价格不超过一夸特二十先令、二十四先令、三十二先令或四十先令时，可围购谷物。最后，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法令规定，在小麦价格不超过四十八先令一夸特时（其他谷物价格以此为准），凡不是垄断者，即不是购买谷物后在三个月内在同一市场售卖的人，囤积谷物或购买谷物以待售卖，都被认为合法。内地谷物商人所曾享受过的贸易自由，总算依据这项法令而完全取得了。
乔治三世第十二年的法令，几乎废止了其他一切取缔囤积及垄断的古代法令，但查理二世第十五年法令所设的限制，未曾撤废，因此继续有效。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两个极不合理的世俗偏见。
一、这个法令认为，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而其他各种谷物亦相应涨价，则囤积谷物，很可能有害于人民。但据我们上面所说，似乎很明显，价格无论怎样，内地谷物商人的囤积，不致有害于人民，而且，四十八先令虽可视为很高的价格，但在歉岁，这是在刚刚收获以后常有的价格，那时，新收获物还不能卖出任何部分，所以就是无智识的人，亦不会认为，新收获物的任何部分，会被囤积以妨害人民。
二、这个法令认为，在一定价格下，谷物最易为人所垄断，即最易为人所囤积，不久又在同一市场内出售，以致妨害民众。但是，如果商人前往某一市场或在某一市场，尽量收购谷物，以备不久在同一市场内再出售，那一定因为依他判断，这市场不能全季都有象那时候那么丰足的供给，不久即将涨价。如果他的判断错了，价格并不上涨，那他就不仅会失去如此投下的资本的全部利润，而且因为储藏谷物，需要费用，必然遭受损失，所以如此投下的资本，亦将损失一部分。这样，他自己所受的损害，必比个别民众所可能受的损害大得多。固然，由于他的囤积，在某一市期，个别民众可能得不到供给，但在后此的任何市期，他们却能以和其他市期同样低廉的价格得到供给。反之，如果他的判断是对的，那他就不但无害于人民大众，而且将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使他们早些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这样就使他们不至于后来猛烈地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要是目前价格低廉，他们不顾季节的实际不足情况，大大消费，那后来一定会猛烈地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如果不足是真实的，那为人民计，最好把这种痛苦，尽可能平均分配到一年的各月、各星期、各日去。谷物商人的利害关系，使他要研究尽可能准确地来作这一件事。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这种利害关系，亦没有这种知识，更没有这种能力，来准确处理这一件事。所以，这一件最重要商业上的活动，应当全然委托于他。换言之，至少，在国内市场的供给上，谷物贸易应当听其完全自由。
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好比他们对妖术的恐惧与疑惑。以妖术而被问罪的可怜人，是无罪的，以囤积垄断而被问罪的人，同样也是无罪的。法律取缔告发妖术，使人们不能为着自己的恶意，而以此种想象上的罪名，控告他们的邻人，似乎消除了奖励并支持这种恐惧与疑惑的大原因，从而有效地消灭了这种恐惧与疑惑。同样，恢复内地谷物贸易完全自由的法律，也许可能有效地消灭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法令，虽有各种缺点，但与法典中任何法律比较，对于充足国内市场供给和增进耕作，也许都有更大的作用。内地谷物贸易所曾享受过的自由与保护，全依这项法令取得了。在国内市场的供给及耕作的增进那两方面，用内地贸易来促进，比用输入贸易输出贸易来促进，有效得多。
根据那位论述谷物贸易作者的计算，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输入的各种谷物量与每年平均消费的各种谷物量所持比例，不过一对五百七十。所以，在国内市场供给那一方面，内地贸易的重要性，必五百七十倍于输入贸易。
根据同一作者计算，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输出的各种谷物量，不过占年产额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在给本国产物提供市场以奖励耕作那一方面，内地贸易的重要，亦必三十倍于输出贸易。
我不大相信政治算术，也不想证明以上二种计算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