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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发表之后不久，蒋介石重新上台回到了南京，2月5日蒋介石又致电何应钦（当时军政部长）说：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路参战时，则我空军亦应参加沪战。除与陆军预定协同动作外，而空军动作，总以飘忽无定，出没无常，使敌猝不及防为要。
16日又致电宋子文（当时财政部长）说：
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始，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继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一千万元，郑州运存二千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至崩溃……望设法助成之。
1932年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时，当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去浦口迎接蒋介石，曾趁机向蒋介石进言：“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立即表示：“很好。”并关照何应钦调动备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两个师合成为第五军，归张治中辖制，率军参战。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由张治中率部参战，是有两种原因的。此前，面对淞沪抗战已经爆发的局面，在南京开会商议对策时，陈友仁、于右任、冯玉祥等都在会上发表了一番激昂慷慨的讲话，主张要珍惜十九路军救国家爱人民的抗战精神，要求中央出兵参战。蒋介石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致使这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那么为什么他又同意张治中的意见了呢？宋希濓曾就此回忆说：“此刻他知道如果不于这一紧要关头，酌派部分嫡系部队参加，不仅说明他的通电的虚伪，而且将会严重地影响他的地位和领导权。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战了33天，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两百架飞机的进犯。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在2月18日电勉第五军全体将士与第十九路军团结奋斗。电文说：
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辱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因为敌人之所畏忌，且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陈布雷在日记中，也说及：
当时一般舆论震于蒋光鼎、蔡延谐、翁照垣等之宣传，均以为只有十九路军能抵抗，慰劳之仪物，亦只送十九路军各部，然后第五军艰苦作战，绝不自暴，蒋公曾电张治中军长日：在前线必须让功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争竞，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今日之事，汝等与十九路军同一命运，生死与共之，况于荣辱何与。（此电文抵记其大意，词意与原文或有出入。）如此精诚，其堪泣天地而动鬼神者。
2月23日，蒋介石再一次电勉淞沪抗敌各壮士。电文说：
日军倾力进犯，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山河，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庙行镇一役，予日军以重大歼灭，尤属难能可贵。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取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争，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历，奋斗到底。”
25日，又致电蒋光鼎谈及部队部署。电文说：
“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冬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全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撅，对于浏河方面，尤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
上海抗战一开始，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曾经狂妄地宣称：四小时内即可占领上海。然而，在十九路军官兵的奋勇抵抗和上海以至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援下，日军的进攻连续受挫，遭到重大伤亡，非但没能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反而因初战惨败，盐泽被撤了职。
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浴血抗击日寇，蒋、汪合流的国民政府却在准备着迁都洛阳，临阵逃跑了。
l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其悲观的态度和逃跑主义嘴脸自曝无遗。可见他早有妥协之意，而无抗日之心。
“…·二八”事变前几天，杜月笙和史良才一同找到蔡廷谐，说张静江有要事要和蔡面谈，要蔡到杜宅一晤。蔡廷谐到杜家后，张静江对他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昆，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谐当即对张静江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红耳赤，无法下台。杜月笙和史良才见势不妙急忙从中缓和，这次晤谈遂告不欢而散。很显然，张静江的此举肯定是蒋介石所授意的。若非奉蒋之命，张静江多半不会出此下策。据说，当“…·二八”抗战爆发时，张静江正在吃饭，他当即投箸而起，发誓从此戒腥茹素，以视对日寇的厌恶。以他的态度，是不可能主动劝退的。
事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7日夜，何应钦、朱培德（当时任参谋总长）给蔡廷谐连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蒋介石还密令宪兵第六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后经蔡廷谐严令十九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才未得逞。
战事展开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质问参谋次长黄慕松，为什么不计划调兵授沪。黄慕松说上峰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全国各地不少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均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与此同时，何应钦奉蒋介石的旨意，同日寇进行和谈。2月10日，陈铭枢给蒋光鼎的电文说：“介公召何、罗（文干）两部长在浦镇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13日夜，何应钦也致电蒋光鼎、蔡廷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在一片妥协、和谈的鼓噪声中，陈仪、王俊到沪向日乞和，由于日寇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至18日下午，和谈破裂。此前，第五军已于15日奉军政部令开拔，宋希溓的部队在14日已进入阵地。到了3月3日，日寇向国联宣布停止战争行动，蒋介石在英、美策划下，即派郭泰棋（当时外交部次长）、黄强（当时十九路军参谋长）为代表进行和谈。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7日，蒋介石发表了《淞沪停战告各将领电》，说：
“淞沪停战撤兵协定已于歌（5日）日签字，全文业已公布。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至于日军撤退，由共同委员会负责监视，对于违背协定随时可以提出制裁。自昨日起，日军已依照协定开始撤退，我方开始接收地方矣。
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驻扎设防；另则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停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所谓交涉，实为妥协的代名词。
1932年下半年，热河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在7月8日、8月8日、8月9日和8月17日，连续致电给张学良，“从速驰援热河”、“进兵热河”、“悉心考虑进退大节”并“注意日军行动”。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发起进犯。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得保留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