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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解决”共军，说国内交通线“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
在上述表面的、虚假的军事态势下，蒋介石在11月15日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要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史称“制宪国大”。蒋介石吹嘘这次大会“此实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决定在1947年12月25日实施，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结果。”
就是在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犯解放区的过程中，他的有生力量被我军消灭了二十五个旅（20万人），对于中共以消灭蒋军的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蒋介石在后来也意识到了，而且提醒他的将领们“须先了解共产党对我们国军的作战方针如何”。他说：“共产党现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多方扰乱的阴谋之外，其在军事方面的作战纲要，主要的是消耗战。其目的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兵力，使我们的兵力逐渐削弱，而他们的兵力逐渐强大，到了他们的兵力和我们平衡以后，再来和我们作主力决战，以期一鼓击溃我军，消灭我军。”虽然如此，蒋介石还是相信他的实力。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草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实力来比较，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
这种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战斗力的错误认识，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心而论，这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错误，而应当是他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没落阶级的错误。这个错误本身，是阶级本性所由，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3．腐败·兵败·一败涂地
被军事上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急于在匆忙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使其独裁政治和他所挑起的内战“合法”化。因此，这次会议又称“制宪会议”。蒋介石为了利用这次会议孤立共产党，不惜以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收买和拉拢民主党派及中间人士。但追随他的却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及其所制定的“宪法”。
1947年2月27日和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就此宣布了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与此同时，由于在前8个月中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占领的地盘迅速扩大，战线随之拉长，加上我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使蒋介石越来越感到机动兵力的缺乏。因此，蒋介石只得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锋芒直指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3月19日，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并给蒋介石发去报捷电报称：“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闻报大喜，立即复电嘉勉，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家和居民接到命令，一律悬挂国旗、燃放鞭炮，以示庆祝“陕北大捷。”
实际上，中共中央并没有离开陕北，正以“蘑菇战术”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
1947年5月，国民党的王牌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被歼灭。至此，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也告失败。
1947年7月以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反攻下，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开始面临“全面防御”的被动局面了。
军事上被动，政治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国内反蒋的政治力量在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蔡廷澹⑻菲缴健⒘亲印⑼趵ヂ氐龋酶髦止叵底龉竦尘咏斓墓ぷ鳎彼遣徊渭幽谡剑炊越槭亩啦寐艄摺Ｔ诰率Ю⒄挝；乃乩Ь持校竦惩持吻木米纯鲆脖袅僮鼙览！Ｎ锛凵险橇�6万倍，产业工人的失业率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经济也由于赋税、兵役的增加而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各地区农民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只得吃草根。树皮等物，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到了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饥民已达1亿人以上。
造成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首先是蒋介石为了换得美援来打内战，不惜将中国的主权拍卖给美国。如1946年11月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明文规定了美国在中国享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摆到了国民政府的头顶上，成了“太上皇”。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规模，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被排挤，人民的血汗被吸尽。其次，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垄断贸易，大搞投机活动，在内战中大发横财，致使官僚资本迅速集中、膨胀，造成了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外，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使军费开支激增，更使国统区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崩溃。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想出了一个“对共匪重大之打击”的好办法。
1947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对毛泽东下一道“通缉令”，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方案”，19日向全国公布。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军心一振，而民言亦得一致矣。”可惜的是，一纸“通缉令”与一纸“总动员令”既没有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仍是愈演愈烈。
1947年5月，国统区爱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惊惶失措，指斥学生“形同暴徒”，威胁说要“采取断然措施”。于是，国民党政府制造了“5·20”南京惨案，军警宪特对学生大打出手，500名以上的学生被打伤。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以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及其集团一贯坚持卖国、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罢工和农民反抗运动，与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相互呼应之势，强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自1947年1月起，全国有14个省、300多个县发生农民有组织地抗租、抗捐风潮，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30万大军进行弹压。
1947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了一篇“反省录”，全文如下：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12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康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演讲时那样色厉内茬。在这篇“自省录”中，他已经明显感觉到了蒋家王朝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险处境。从这时起，他已经在考虑日后退逃台湾的事了。可惜，台湾也不是一片静土，蒋介石对台湾人民也欠下了血债。
被日寇侵占50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士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8万多工人失业，300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队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3人、伤3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3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21军全部开台；限3月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3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3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 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如其短，而唯虚骄粉饰是尚，笔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太息痛恨也。”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这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先当刽子手，后充慈善家，一纸电文，把杀人的责任推给了别人。
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1948年为“实行宪政年”。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其主要议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