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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 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 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 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 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 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 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 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5．嗜血的快感“4．12”大屠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蒋介石时代的开始，5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总司令部大纲》，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全权统筹一切。至此，蒋介石已初步实现了夺权的目的。这一年蒋介石正好40岁。
蒋介石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独掌民国权柄，在政治上耍尽了花样。
花样之一：“移花接木”，将自己树为孙中山的惟一继承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的前夕。
1924年间月1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船经黄埔港时，孙中山特地登岸，赴黄埔军校巡视。
巡视完毕，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番谈话。
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介石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中山答道：“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实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死矣！”
蒋介石一听，当即表示要遵照总理的嘱托，继续奋斗，完成革命事业。当天傍晚，孙中山一行离开黄埔登舰北上。
不料，此次离别，竟成永决。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率东征军与陈炯明部摩战，因怕影响士兵的战斗情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汉民才电告在前线的将士：“总理逝世”。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心中悲戚，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随后的一系列祭奠活动中，蒋介石却处处表现出以死人压活人的心理动机。
3月30日，蒋介石在东征军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亲撰的《祭总理文》，在这篇悼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并作誓：“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但是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已公开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欺骗国人，蒋介石继续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928年，国民党军完成“北伐”。蒋介石遂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北平，会同国民党军政大员聚首香山碧云寺。蒋介石为主祭。祭奠上，蒋介石再次公布一份祭文，将自己吹嘘成力挽狂澜、再造民国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当日，在祭堂中，当哀乐之声一起，蒋介石便痛哭失声，引得全堂一片呜咽之声，与会者无不泪下。当晚，蒋介石即留居碧云寺中含青舍，言称：“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精心设计导演的这场祭灵哭棺，无疑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压活人，便于以后慑服众人。
蒋介石以后也确定是这样做的。每当出现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便要拿到“总理纪念周”上，在孙中山的像前，大骂一通。仿佛惟他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别人则是“乱臣道子”。
花样之二：“文功武斗”，剪除异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太妙。其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武人称雄割据，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这其中对蒋介石独裁妨碍最大的，在军事上有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三大集团；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竞争的资本。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驻扎原地，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生智）战争，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等手段，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