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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公开信曾被苏联的媒体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此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曾转发或摘发了这封公开信。蒋氏父子从断绝关系到反目成仇，表明了这10年间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抒发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树起了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形象。可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表，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他在工厂里担任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了，党员的资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在“反蒋公开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又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可是，有关部门却未予答复。蒋经国感到沮丧，更觉得难堪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公开把生身之父臭骂了一顿，结果好心没得好报，反而遭到“无产阶级当局”的冷遇。然而，对这封公开信最感难堪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早年曾对蒋经国和蒋纬国这小哥俩有过评语，谓日：“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寄予了无限希望。结果，正是这个被赞为“可教”的“经儿”居然公开写信与乃父绝裂，而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说得一无是处，这怎能不令为人父的蒋介石难堪！
当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滚了近20年的蒋介石也明白儿子这封信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一定代表儿子的真情实感。他更明白的是，经国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当年把他送到苏联，为的是让他学点本领回来辅佐自己的“革命大业”。虽然儿子已经娶了个苏联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国，他必须得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
2．夫人·情人·后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仍然留在苏联。6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助理指导。
蒋经国初到列宁格勒时，还曾有过一个巧遇：邂逅了苏联作家、大文豪高尔基。
那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蒋经国独自一个人在涅瓦河畔散步，正当他一边散步一边低头想心事的时候，冷不防撞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一个趔趄，蒋经国慌忙伸手扶住。他抬起头来正准备道歉，却一下子愣住了，这老人清瘦儒雅，又有几分威严，个子高高的，背有些驼，颔下一部大胡子，这不是高尔基吗！大概高尔基刚才也是在一边踱步一边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两个人才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读过不少高尔基的作品，对这位无产阶级的大作家。列宁的好朋友，充满了钦敬之情。他局促不安地望着高尔基，用流利的俄语向他表示歉意。
高尔基地笑着，安慰蒋经国：“不要紧，不要紧！”又亲切地问他：“看来你似乎有什么心事，需要我帮忙吗？”蒋经国当时正是满腹心事，在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面前，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张石凳上坐下，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隐藏在心底从未示人的肺腑之言尽数向高尔基倾吐了一番。说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忆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加上农业歉收，苏联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见此情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蒋经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证婚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那时的芬娜小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变，可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团聚。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几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回来了！
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这位俄罗斯女人初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
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然而在欢笑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别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了，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