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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就存疑，非常可贵。以前我们因政治需要，夸大了战果，而近年来又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贬低共产党的功绩，夸大国民党的威力，实际上还是政治思维——不过是反革命政治思维罢了。不论如何，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军威党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其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杨文的结论跟我自己业余研究的判断基本相符，只是作者过于依靠史料和一般性的“规律”，推理过分谨慎。对军事似乎不太内行，导致细节上有点问题。例如“根据战场一般的伤亡比例，死伤之比为1：3，故3000人伤亡，死亡一般应在千人左右。”这分明是既僵化又错误的推断。1000：（3000－1000）怎么是1：3呢？况且不同的战斗局面，结果也不同，如是不是歼灭战，火器程度，顽强程度如何等，都影响伤亡比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可以俘虏，而日军多数顽抗到底，最后还要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砸毁武器再自杀殉国，这些因素恐怕都是必须考虑的。
现在根据诸多研究成果，可以明确的是，平型关战斗本来是第二战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一次军事行动，林彪等指挥官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捕捉了战机，果断决定以主力部队打一次歼灭战。为配合伏击，同时进行了阻击战，这是典型的“林彪玄冥掌”。具体投入了哪几个团，目前说法不一，但基本是老红军的家底，八路军的精兵。大约一共使用了杨得志、杨勇的部队3000多人，占林彪的115师的约四分之一。被歼日军主要是坂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和赶来援救的部分战斗部队，其中可能有韩国兵和中国役夫，另外还有些伤愈的伤兵。辎重部队不等于一般的“后勤人员”，其警卫部队也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台湾学者强调辎重部队为“非战斗部队”，用词大体不错，但其实别有用心。一般的“非战斗部队”能够在被团团包围、穿插分割的情况下迅速组成战斗小组，还能集中火力反冲锋、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吗？“非战斗部队”的士兵能够拼刺刀时一个人对付几个八路军吗？
日军入伏部队大体分两处被歼，具体地点仍有待进一步实地考察。歼灭日军人数既不是曾经宣传的几千甚至上万人，也不是台湾学者极力贬抑的不足200人。杨文非常保守地认为是四五百人，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大约千人。八路军死伤约400人——后来为了申报抚恤，上报蒋介石是600人甚至更为夸大。以精锐之师，打的是伏击战，最英明的将领指挥，对方又非主力战斗部队，猝不及防，没什么重武器，虽然八路军装备更差，弹药不足，又是第一次跟日本人干，但还不至于双方伤亡比只有1：1吧。杨文说此后八路军打日军的伤亡比都远高于此，这也是不准确的。例如著名的宋庄战斗，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打得两千日军几乎精神崩溃，坂木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300余人负伤，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所以说平型关战斗消灭千把日军是不必再自我压抑的。按最保守的数字，仅辎重队一处战场，光汽车就烧毁约70辆，还有约70辆马车，就算是普通商队，每辆车上至少还得有两三个人吧（按当时日军编制，每车至少7人），难道说3000多八路军的精英打了大半个白天，就消灭了这点日本的司机和车把式，自己竟然伤亡了400多，那日本鬼子也太神了，那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跃腊子口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啊？
以前说平型关战斗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八路军配合国军，而国军在正面战场打得又笨又惨，根本抽不出手来帮助八路军。15万国军对3万日军，8天的时间，国军损失4万，日军仅损失3千（包括平型关的损失）。国共双方当时是有意配合，但力不从心，加上情报不灵通。林彪与增援日军形成对峙时，苦等国军不到，只好撤出战斗，并打电报发牢骚。而国军赶到太晚，反被日军大举围攻，平型关最终仍然陷落。今天指责国民党不抗战或者共产党总打游击战都是不近人情的，主要还是国家太弱了，军事太弱了，宁死不投降就已经是好样的了。我父亲是山东的老八路，他说拼刺刀三个八路军才能干掉一个日本鬼子，我小时候还以为他是个孬种呢，后来看了彭德怀的文章，才知道是真的。直到抗战末期，也要一个半八路军才能对付一个日军。至于国民党的军队，多是抓来的壮丁，简单训练一下就送去当炮灰，七八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就更不难理解了。
平型关战斗缴获枪支原来宣传1000多，现在能够核实的只有100多。所有军队都会根据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战果，这是政治需要，不必指责。研究者要做的是从中发现问题。缴获枪支少，一是因为辎重部队枪支本来就少，日军一个2万2千人的机械化师团，步枪大约5千支，辎重部队的步枪比例肯定更小。二是日军陷入绝境后，从容砸毁了许多武器，其“英雄气概”一点不比咱们差。三是八路军太穷了，一些官兵“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685团平型关战斗详报），没有统计上来。当时很多官兵大发洋财，都自己换上了日军的行头，林彪也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结果乐极生悲，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鬼子，一枪打中了内脏（民间传说是打中了那话儿，从此不能跟叶群同志那个了）。我还看过这样的故事：民兵误认缴获的日军骨灰盒是罐头，打开就吃，呛得直吐。林彪后来治军极严，违反纪律的严惩不贷。一个营长跟女房东自愿相好，全村老乡给求情，结果还是拉出去毙了（按理说这是“拥军爱民”的典型啊），所以四野才出了那么多英雄，成为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军。
杨奎松教授指出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互相抄袭、生吞活剥的现象，我深有同感。战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懂一般的历史，还要懂一些军事、政治、心理、语言、文学、社会、地理。既不能轻信非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轻信所谓“第一手”材料。所有的回忆都存在着主观性，对战争的回忆更是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感情。在严守史料的同时，必须穿透史料，把握历史的“本质真实”。
学术研究，往往是在资料不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应该向军事家学习，军事家就是在资讯不完整的条件下，借助经验、智慧和勇气，力求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随时调整部署，不为面子，不守教条，不固执己见，一切为了胜利。当年四野的战士都迷信林彪，到处传颂“跟着林总打胜仗”，就因为林彪像做学问一样地打仗，胜仗打得漂亮细腻大手笔，败仗也打得不慌不乱不崩溃。可惜老林家祖坟风水不好，兄弟下场都那么惨。当林彪坐着三叉戟向温都尔汗飞去时，他可曾向平型关那边望上一眼？林彪是一只深居简出的孤独的鹰，虽然当过“副统帅”，也不大善于出来做秀。普通老百姓对他没什么热烈的感情，总是用“奸臣忠臣”的眼光看待高层斗争。民间传说：林秃子偷了毛主席家的三只鸡，坐着要往苏联跑，结果嘟嘟嘟——摔死啦！一代枭雄，留下了多少政治之谜、军事之谜。我们尽管努力去挖掘、去考证、去推断，但我们真能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啊，平型关。
后小年
北方是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南方一般是腊月廿四。很多人奇怪这是为什么，我说就好比本来春节是正日子，可是最欢乐的却是除夕。本来25日是圣诞节，可是最荒诞的却是24号晚上，号称什么“平安夜”（此夜交通事故和猝死率等皆倍于往常）。所以说，凡是重要一点的节日，都要过两天，现在连周末都改成两天了，那么小年分为南北两个有什么不可理解呢？我们可以在北方的家里祭一次灶，再飞到南方的丈母娘家里补祭一次，礼多人不怪么。如果那些小肚鸡肠的学者非要较真儿，就告诉他们，俺这是“后小年”。
今天起床比较晚，在厕所里继续读凤歌的《昆仑》，确实得了金庸的神髓，读得我不时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昨夜剩下一个水晶包子皮儿，便剥开一个茶鸡蛋，用包子皮儿裹了，一口咬去，呣，真香。算俺又发明了一种美食：冰肌玉骨。
到资产部办事，没有人。给刘主任发了短信，回复我可以打电话找值班的。去银行办理了牡丹卡密码，下楼用电话查询了余额。这时已经到了10点25，便赶到中文系接受高晓春等人的采访。谈得兴起，便发挥了许多。中间凤凰卫视的胡一虎电话，邀请做节目。
中午步行去吃馄饨侯，想起曾经跟一个可怜的浑人在这里吃过，不禁胃口大开，便又要了一屉小笼包。心里编了两句歌词：“每次走过这间馄饨侯，泪蛋蛋跟头把势就往肚里流，屋里坐的都是大浑人，毛眼眼忽闪忽闪就直冒油。”
下午去学校办事，不料竟然停电，全校停止办公。学生一放假，学校里就什么乱子都出。想当年我当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我们学生激烈反对的事情，学校往往都是妥协答应，然后趁假期学生回家，突然实施，这就叫调虎离山、瞒天过海也。
黄昏时胡少卿来送《匹马西风》第二次印刷的样书。胡外和内细，堪当重任。傍晚去好园宾馆参加老科协团拜会。就在我工作过的二中旁边。有人问妇联的宾馆为什么叫“好园”，我说：“好者，女子也嘛。”程部长的讲话很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水平，杨会长原来是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怪不得我看老人家一副老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