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我是在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第一次知道南京的暴行。故事是我的父母讲给我听的。他们曾经历多年的战争和革命年代，后来才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大学城当上了教授，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他们是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长大，战后又随着家人逃亡，先是到台湾，最后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攻读理科。30年来，他们平静地生活在伊利诺伊州的尚佩恩一厄巴纳，置身学术界，从事物理和微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但他们从未忘记中日战争的恐怖，他们也希望我不会忘记。他们尤其是希望我不会忘记南京的暴行。我父母没有亲眼目睹南京的暴行，但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后来又告诉了我。他们说，日本人把婴儿撕成两半，甚至三块、四块，有一段时间长江水都被血染成红色。因为愤怒，他们在向我述说时声音颤抖起来。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在这场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的战争中所犯下的一次最丧心病狂的罪行。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无法言明的邪恶的代名词，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体的细节和范围，也很难区分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学时，我寻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想更多地了解这次大屠杀的情况，但一无所获。我觉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么骇人听闻，真的像我父母坚持说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残酷的屠杀，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下来？作为一个孩子，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去伊利诺伊大学浩瀚的图书馆系统继续调查，我对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闯入我的生活几乎是在20年之后了。这时的我已为人妻，作了一名职业作家，在加州圣巴巴拉过着平静的生活。听一个搞电影片的朋友说，有几个东海片的制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关于南京暴行的纪录片，但由于搞不到资金，无法进行宣传和发行工作。
这位朋友的话重新激起了我的兴趣。不久，我就同两个纪录片制片人谈起了这个题目。一位叫邵子平，是华裔美国人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是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的上届主席，协助制作过录像带《马吉的证言》。另一位是汤美如，一位独立的电影制片人，曾与崔明慧合作了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邵子平和汤美如介绍我进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圈子里。他们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华人，像我一样，都认为应当在所幸存的受难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直至讨回南京浩劫的赔偿。还有人要把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传给子孙后代，以免后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过程中，忘却自己的历史遗产中的这一重要部分。
近年来，在华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区像旧金山的海湾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和温哥华华人活动家组织着各种会议和教育活动，宣传有关日本人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在博物馆和学校里展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录像和照片，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事实和图片，还在像《纽约时报》一类的报纸上发表整版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公告。一些社会活动团体还利用科技，巧妙地通过一个键钮就能将信息传送到世界各地超过25万名读者的面前。
1994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纪念南京暴行死难者的会议，该会由亚洲保护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全球联盟提供赞助。这时，我儿时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已不是什么民间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这次会议是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放着海报大小的南京暴行的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是最可怕的照片：虽然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但我对这些照片毫无思想准备完全黑白的图片：被砍下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裸的妇女在强暴者的逼迫下摆出淫荡的姿态，她们脸上扭曲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令人刻骨难忘。
在一个眩晕的瞬间，我陡然明白生命和人类的经历本身都是如此脆弱。我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任何人都会被卡车或巴士撞倒，生命随之在刹那间消失。如果没有某种宗教信仰，我们会认为这样的死亡是毫无意义也不公正的对生命的剥夺。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人都尊重生命和死亡的过程。如果你被一辆巴士撞了，也许有人会乘你受伤的时候偷走你的钱包，但更多的人会来帮你，抢救你宝贵的生命矗有人会拨急救电话，有人会奔跑到街上叫当班的警察，还有人会脱下大衣，叠起来垫在你的脑后。这样，即使这是你生命的最后时刻，你也能从这些很小却很温暖的事情中感受到他人的关心。挂在库帕提诺墙上的照片却展示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会因他人的狂妄念头而遭到毁灭，而这种死亡在第二天就变得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带来死亡（即使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的一幕悲剧）的人竟还羞辱受难者，逼使他们在最大限度的痛苦和耻辱中死去。这样对死亡的残忍的不敬，这样人类社会过程的倒退，将只会缩成历史的一个脚注。除非有人迫使这个世界去记住它，否则它就像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无害的小错，也许会，又也许不会引起任何问题。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心悸。
在这次大会期间，我得知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已经完成：《天堂之树》和《橙雾帐篷》，另外还有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直到那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暴行的长篇叙事纪实的著作。在对大屠杀的历史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发现，写作这样的一本书所需要的材料其实一直就有，在美国就可以找到。美国的传教士、记者和军官在日记、胶片和照片中记下了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以供后人参考。但为什么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原始资料去为南京大屠杀写出一部纪实作品或一篇论文呢？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