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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你能仅仅凭一名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判断他的危险性吗？不考虑疾病和流行病，我们能够理解健康的定义吗？实际上，正常的东西经常是不重要的。
几乎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由极少发生但是影响重大的震动和飞跃产生的，而同时几乎一切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都聚焦于“正常”，尤其是采用“钟形曲线”的推论方法，你会什么真相也看不到。为什么？因为钟形曲线忽略大的离差，无法解释它们，但还要让我们相信不确定性是可以控制的，我在本书中戏称它为“智力大骗局”。
柏拉图与愚人
许多被人贴上“未知”、“不可能”、“不确定”标签的东西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它不是具体和精确的知识，一个被“愚人化”了的领域，而是相反，是知识的缺乏（和局限）。它是知识的反面。要想描述知识的反面，你应该学会避免使用为知识所造的词语。
为纪念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和个性），我把由于只关注那些纯粹而有明确定义的“形式”而导致的错误称为柏拉图化，这些形式包括物体（如三角形）、社会概念（如乌托邦，即根据某种“理性”蓝图建立的社会），还包括国家。这些美好的形式有一个侧面影响，就是当它们占据你的思想时，你会把它们具体化，并开始忽视其他那些不那么美好的事物，那些更为混乱和不可捉摸的事物（对这一点的逐步阐述会贯穿本书始末）。
正是柏拉图化使我们以为我们懂得的比实际上要多，但这种情况并非始终如此。我并不是说柏拉图式的形式不存在。模型和结构并非永远是错的，它们只错在一些具体的运用上。困难在于你不可能事前知道哪里会错（而只能事后知道），以及错误能够导致严重后果。这些模型就像有些有可能有效，但同时可能具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的药品。
柏拉图边界是柏拉图式思维与混乱的现实交锋的爆炸性边界，在这里，你所知道的与你以为你知道的远远不是一回事。黑天鹅现象正是在这里产生的。
概要
我们总有一种“只关注”我们认为有道理的东西的冲动。今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需要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我们缺乏想象力，而且压制他人的想象力。
注意，在本书中，我不依赖于选择性地收集“证实性证据”的野蛮方法。鉴于我将在第五章阐述的原因，我称这种过度举例为无知的经验主义，因为为了编造一个故事而不断罗列的逸事并不构成证据。任何寻求证实的人都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欺骗自己，以及他身边的人，毫无疑问。黑天鹅思想是以经验现实中随机性的结构为基础的。
综上所述，在这本（个人化的）书中，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与我们的许多思维习惯相反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以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只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这意味着必须把极端事件当做起点，而不是把它当做意外事件置之不理。我还表达了更为大胆（以及引起愤怒）的观点，那就是，即使我们取得了知识上的进步和成长，或者正因为这种进步和成长，未来仍会越来越不可预测，而人性和社会“科学”合谋起来向我们隐藏这一点。
我从撰写这本书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快乐—实际上是它写出了它自己—我希望读者能体会到同样的快乐。
《黑天鹅》第一部分第一章 自我欺骗的人类
这不是自传，所以我会跳过战争场面。实际上，即使这是自传，我还是会跳过战争部分。我无法与电影或更有成就的冒险家的回忆录竞争，因此我会直接进入我对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专业研究。
解剖黑天鹅
一千多年来，地中海东部沿岸一个叫做黎巴嫩山的地方，孕育了至少十几种不同的宗教派别、种族和信仰。这个地方（被称为“黎凡特”）比起处于近东地区内陆的其他地方，与地中海东部主要城市更加相似（因为这里的船运交通比内陆山区更方便）。黎凡特的城市天生具有商业气息，人们根据明确的规则相互交易，保持着一种有益于商业的和谐，并且相互之间有非常频繁的交往。
我父母都来自希腊叙利亚社区，这是北叙利亚最后一个拜占庭人定居点，包括现在的黎巴嫩。我的祖先源于黎巴嫩山山脚橄榄树生长的地方，在15世纪著名的艾姆云战役中，他们把马龙派基督徒（当时说阿拉姆语）赶进了山区，艾姆云正是我的祖先居住的村落。艾姆云向两方纳税并从两方得到保护，因此我的祖先生活在一千多年的和平中，几乎免于流血。他们最后一个真正的麻烦是后来的十字军，而不是阿拉伯人。似乎只对战争（和诗歌）感兴趣的阿拉伯人，以及后来似乎只对战争（和享乐）感兴趣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使他们只能从事无趣的商业和不那么危险的学术（比如翻译阿拉姆语和希腊语的文字）。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我的祖先们突然发现自己被纳入的那个叫黎巴嫩的国家是一个平静的天堂，它成了一个基督徒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天堂的主要特征摆在那儿：据说出租车司机很友好。
但我太小了，无法品味这个地方的乐趣，因为我成了反叛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很早就养成对苦修的偏好。我不喜欢炫耀财富，抵触黎凡特文化中对奢侈的过度追求以及对与金钱相关的事物的迷恋。
关于付诸行动
我的个性形成于15岁，那年我被投入监狱，（被加的）罪名是在一次学生暴乱中用水泥板袭击警察。这是一次非常奇怪和复杂的事件，因为我的祖父当时是内政部长，正是他签署了镇压我们这次反叛行动的命令。一名警察被石头打中头部后，由于恐慌便向我们胡乱开枪，导致一名暴乱者被打死。我记得我处于暴乱的中心，当我的朋友们惧怕监狱和父母时，我却由于被捕而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我们使政府如此害怕，甚至被予以特赦。
显示出有把自己的观点付诸行动的能力，并且绝不会因为“冒犯”或打扰其他人而有丝毫妥协，做到这一点有几个明显的好处。当时我处于愤怒的状态，根本不管父母（和祖父）如何看待我。这使他们非常害怕我，因此我不能后退，甚至不能动摇。假如我隐瞒了参与暴乱的事实（像许多朋友做的那样）然后被发现了，我肯定不会是能公开表现出我的大胆的人，而是会被当做一个败类。穿着非传统的服饰，仅仅在装扮上公然反叛是一回事—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称之为“廉价的标签”—证明有意志把信念变成行动则是另一回事。
我的祖父对我的政治思想并不感到恼怒（因为它们总是来了又去），他生气的是我把它们当做穿着邋遢的借口。对他而言，一个近亲的不雅是极大的冒犯。
我被捕的消息还产生了另一个主要影响：它使我避免了十几岁少年通常的外在叛逆表现。我发现，假如你表现得像个好孩子并且保持“理智”，更能达到目的。你可以一会儿表现出同情心，一会儿表现出懒散，一会儿表现出和善，在人们最不期待你那样表现，但你的表现又完全合理的时候，你可以控告某人，或者以暴力对付敌人，只是为了显示你能付诸行动。
“天堂”蒸发
在将近13个世纪奇迹般的共存后，一只凭空出现的黑天鹅把黎凡特这个地方从天堂变成了地狱。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巴勒斯坦难民也加入穆斯林一方参战。战争很惨烈，因为战斗区就在市中心。这场冲突持续时间超过了15年。我不打算进行太细致的描述。这是一场血腥的战争，因为大部分战斗发生在居民区。炮火和强大武器的发明好像把刀剑时代仅仅只是紧张的形势变成了急剧升级、不可控制和针锋相对的战争。
除了物质上的毁坏（这实际上很容易修复，只需要几个有企图的承包商、受贿的政客和天真的债券持有人）之外，这场战争还打碎了3000年来使黎凡特继续作为知识进步中心的精致外壳。基督徒和犹太人自奥斯曼时代以来不断离开这一地区，他们迁到西方，改姓西方的姓，并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离去现在加速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数降到某个临界水平以下。随着战争的持续，大批人逃往大的中心城市。突然，这里形成了一片真空。人才流失很难扭转，昔日的优雅或许将永远不再。
历史与三重迷雾
历史是模糊的。你看到了结果，但看不到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也就是历史事件发生器。你对这类事件的把握有片面性，因为你看不到盒子里面是什么，整个机制是如何运行的。我所说的历史事件发生器与事件本身不同，就好像不可能通过看到神的行为读出神的思想一样。你很有可能弄错他们的意图。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你在餐馆餐桌上看到的食物与你在厨房看到的烹制过程之间的区别。（我有一次在餐馆吃饭时，看到厨房里跑出一只耗子。）
对待历史问题，人类思维会犯三个毛病，我称之为三重迷雾。它们是：
1。假想的理解，也就是人们都以为自己知道在一个超出他们认知的更为复杂（或更具随机性）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什么。
2。反省的偏差，也就是我们只能在事后评价事物，就像只能从后视镜里看东西（历史在历史书中比在经验现实中显得更加清晰和有条理）。
3。高估事实性信息的价值，同时权威和饱学之士本身有缺陷，尤其是在他们进行分类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柏拉图化”的时候。
没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第一重迷雾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比它实际上更加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