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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
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
都在公路边。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
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
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
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
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
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
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
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我听对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
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因此就打报告
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
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
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的。
一般说来，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
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
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
堡大队的党支书。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
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
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
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
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
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
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
弦，坐在他门一堆烂柴烂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
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
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
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
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
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
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
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
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
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
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
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
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
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
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
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
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胸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
“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
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
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
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
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
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
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肥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
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
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没？”我
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
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
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子，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
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
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
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
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籽和没有肃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
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
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
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的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
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
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
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办公桌上倒了
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
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
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刚下过一场雪，街上
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
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
旋流中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