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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何方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认为，社会科学总是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并且要为现实服务，要求建立普世、统一的宏观理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社会科学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和文化结合。“连社会主义还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特点，何况国际关系理论”。15袁明指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应着眼于全球，将其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是难以反映事物全貌的，但就具体国家而育，它又不可能与其地理环境、经济水平、文化基础与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脱节。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就坦言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国家里的观点的影响”。美国学者也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国际关系教学是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在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为条件的。”袁明总结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已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从更为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刻不容缓，为此既需要借鉴，也面临如何“本土化”的问题。16
在1993年5月《欧洲》杂志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也有两种意见。郗润昌认为应该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资中筠则表示，不必强调中国特色，中国历史上没有国际关系，就没有理论，近代也没有。理论应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各国情况不同，国力不同，考虑问题的视野和角度亦不同，因此可以提“中国角度”。肖元恺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现实的客观反映，只能是适应和调整，不能再造。17
王逸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大致属于后来事实上成为主流的第三种立场。在他看来，中国学者当然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建树，但他强调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目标应该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同时也要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他指出，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因此讲“特色”之类未尝不可。但他倾向于少讲或尽量不讲“特色”之类的话，尤其是“有特色体系”这样的说法。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是我们迄今依然谈不上对国际关系学作出了多少贡献。我们真正从事这门学问的时间很短，现在基本上还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别人的工具和方法、按照通用的分析框架和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其二，在经历了长期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国人在经济生活或学术领域都在淡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研究亦应如此，要把意识形态追求同国家利益、对策研究同学理探讨、政见分歧同学术分歧分开，这样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气氛的培养。18
任晓的观点也属于这种立场，他认为“特色”这个提法多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套用，但他认为中国学者要致力于建设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理论主张，因此他倾向于提“中国学派”。他还指出，这是一个长远目标，但目前已具备了若干有利条件，其中包括：（1）中国博大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文化遗产为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文化依托和思想材料。（2）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发展的动力。（3）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对国外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做了一定的消化吸收工作。（4）已经形成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5）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的理论思想产生国际影响奠定了基础。因此，建设中国学派的前景是可以谨慎乐观的，但这并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理论的对立，而是说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一言以蔽之，要有我们中国人的理论贡献”。19
1994年5月，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曾专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与会者大多对“有中国特色”持肯定态度。有些人还强调了指导思想问题，并直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但会上同样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徐昕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治国方略，是一种政治思想，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学术活动，两者有区别。张锡镇则担心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使外界以为这种理论仅仅是为中国人服务的。20
在1994年12月北京举行的“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建立自己的体系。美国学者哈里•；哈定教授对此也表示支持。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样的提法，有的虽能接受但主张不要强调它，理由是：（1）“中国特色”一词是政治用语或意识形态概念，学术研究不能照搬；（2）特色的形成并不靠预先设计，而有赖于理论本身的发展和成熟；（3）学术研究重在解释和说明问题，未必一定要有某种“特色”。著名中东、拉美学者的观点都未被冠以某国特色。许多外国的理论也能解释中国问题，提中国特色本身就不科学；（4）中国学者的研究本来就带有中国特色，无需特别强调；（5）强调中国特色，会过分突出理论的实用性，削弱学术性。21
上述五种观点，梁守德先生认为都站不住脚。他指出，无论承认与否，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有各国特色，还有学派特色和个人特色。他提出三个判断：理论都是相对的；理论都有个性；理论都需要更新与发展。总之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内在规定其必然要有特色，没有个性、特性就没有普遍性和共性。22
梁守德先生是一贯倡导“中国特色”并不断就此提出新思考的学者之一，他实际上逐渐成为讨论的主角。早在1990年他就在《国际政治概论》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问题。2390年代以来还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从哲学的高度，用事物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原理，系统论述了突出“中国特色”的必要性。其基本结论是：没有各国特色的具体的国际政治学，就没有一般的抽象的国际政治学。24他最近还指出，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通过理论的特色创新来实现。“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规律性要求。25
倪世雄等认为，强调中国特色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突出意识形态，任何政治理论研究都有立场和视角问题；强调特色也并非与研究全球共同关心的国际关系规律相抵触，但具体到一国与它国之间的关系时，各国的理论都有本国特色。26
相对而言，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研究要求有独特的视角和看法比较好理解，比如中国人自然更关注与中国和亚太地区有关的问题，从研究重点和内容上就必然有自身的特点。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但“理论”却不然，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科学的理论应该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理由。
资中筠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说法，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曾引起英美学者的强烈反对，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本身就应有普遍性，而况国际关系当然是跨国界的，所以这一学科从定义到研究的对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应有某国“特色”之说。她认为，从理论上说，西方学者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国际关系所关注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各种全球性的问题。“理论”也者，就是从种种复杂的演变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加以系统化，按说这应是客观的，可以有各种学派，但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理论家应该完全超脱于自身所属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但这种完全超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际”的定义也决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发达兴盛显然与英美等国的实力和需要分不开，主要反映这些国家的关注点和意识形态。因此，至少不能否认不同处境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必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有某国“特色”这个命题有存在的依据。
不过她最后仍然认为，根据“理论”的定义，原则上不宜强调这一点。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是力求使自己的立论符合客观规律，有最广泛的意义和最长的时效。一种充满例外，或很快为现实所超越，或明显地为某种实用目的服务的“理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过去我们在国际“理论”方面的努力收效不大的原因，除了受教条主义的束缚外，还由于功利目的太强，感情色彩太浓，对于被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