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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中国化”的途径
90年代后期以来，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不是“要不要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而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关注点的转移既表明了一些基本共识的形成，也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如果说对于“中国化”的必要性在原则上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对“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目标也能形成一些起码的共识，但“知易行难”，对于“中国化”的途径问题，即为此究竟该做什么、如何做，答案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这方面的意见可谓众说纷纭，远远没有、看来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大可能形成统一的看法，这至少是由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目的、方法和途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
在讨论之初，人们在这方面的看法非常笼统、模糊，主要是提出了一些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例如宦乡指出，国际关系学具有跨学科性质，要注意各种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要善于从国外理论中吸取营养，也要从中国历史上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与战略思想中吸取营养。40这里讲的就只是一些基本原则。
梁守德等在《国际政治学概论》一书中专门以“怎样突出中国特色”为题对此作了详细探讨。其要点是：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例如：崇尚独立，反对侵略；热爱和平，鄙视攻战；提倡中庸，厌恶极端；追求大同盛世，主张“天下为公”。41何方的观点与此相类，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并将维护国家利益与争取世界和平与发展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中华文化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和理论财富值得继承，例如不惜为国捐躯的爱国主义；酷爱和平的“和为贵”精神；“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主义精神；“讲义气”，“重然诺”，尊“王道”而反“霸道”的传统。42袁明也认为，如果中国的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底蕴是以一个重要源泉。此外还要从西方国际关系学中汲取营养，同时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经验历程并加以理论升华。43此外许多人强调了加强各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44
2004年4年，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在青岛举办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就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一致意见，认为应该把研究导师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总结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外交理论创新结合起来，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同时正确对待西方的理论。45
概括起来，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途径问题上，学术界主要是就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达成了一些共识，诸如应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注意研究中共领导人的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理论成果，等等。
这些意见在原则上大多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中国特色究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上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人们至今意见不一。有人还指出，究竟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些内容对国际政治理论建设有指导作用，还需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才能明确，应避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标签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区分精华与糟粕，不能一概而论。此外，如何把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理论研究中去也有待探讨。46而早在1994年，王勇的论文就专门讨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理论这个目标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他认为，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学者面临西方理论的主导地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紧迫感与责任感，以及对理论必然是价值性理论与实证性理论的结合体的合理认识。但我们并未就这一理论体系的对象、内容与方法提出具体、系统的论述。这个目标的含混之处也可能产生不少局限性，例如理论流派、体系的多标准化问题，是单一的体系，还是由不同流派、体系组成的大理论体系？实证性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问题也未涉及。此外“中国特色”容易使人以为是以中国的国际经验解释国际体系和其他国家的行为，“中国特色”如何与“国际化”、“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等新现象相调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不会自动对理论建设起作用，那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47
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一些基本思路和原则性意见具体化，如何将有关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有机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按照李石生先生的看法，“关键与实质在于什么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48这个判断触及一个重要问题，即理论的性质与相应的方法论问题。
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方法论的缺失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发展，重视研究方法是提高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之一。49在讨论的早期，尽管很多人主张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甚至理论体系。但很少有人追究：究竟什么是理论？构建理论的方法又是什么？
如前所言，反对提“中国特色”的人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既称为理论，就应该有普遍性。这其实指的是“科学理论”，即科学哲学所界定的理论，与另一些人所说的“理论”并非一回事情。此“理论”非彼“理论”，标准不一样，沟通也就困难。由于理论的性质和功能取决于构筑理论的方法，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袁明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地较重直觉、经验和宏观综合而西方则重内在联系、规律和微观分析。如从历史角度来描述，中国人比较得心应手，而对于“模型”、“定量分析”等方法则感到困难。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西方研究中不少寻找规律性的、微观分析的方法是科学的，中国的宏观把握与综合归纳未必不科学。50这已经涉及方法论的问题。任晓还专门针对理论研究的现状，探讨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指出了对理论和理论功能的一些误解。他提出，中国学者应注重学理探求，增强解释能力，进行具有原创性的研究。51资中筠先生也多次指出，所谓理论，一是总结大量历史实践，从中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涵盖面越广，能解释的问题越多，就越高明；二是根据这一规律多少能做点预测；三是进一步提出可以做主观努力的方向。她强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无不与实践相联系，理论脱离实际，便只能在大学里自我循环。52
理论有不同的类型，方法亦然。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强调要加强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例如阎学通指出，宗教理论、哲学理论和规范性政治理论不需要证实，科学理论则要求其标准和概念可客观衡量，研究和推理过程可公开检验的，描述的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科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解释现象，预测未来。53科学理论需要用科学方法来构建，这在程序上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他认为，在不排斥哲学理论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同时，应加强科学方法的训练和运用。54张睿壮也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方法论的落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缺陷在于：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性；缺乏对概念定义的明确化和操作化；研究问题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缺乏因果逻辑的严密性。55
在检讨方法论的同时，还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本体论思考的问题。例如袁正清认为，本体论是学科成立的前提。他通过比较建构主义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主流理论的区别，得出结论认为，本体论的差异会影响方法论的取舍，科学方法和人文方法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因此在思考方法论时需要有本体论的观照。56李义虎也就此作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我们对方法论的重视超过了本体论。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现象。本体论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原性课题。中国人应该去阐释国际关系的“体”是什么，并进而创造自己的基本概念、话语和逻辑，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西方或美国的“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57
看来，讨论正在走向深入。在厘清一些基本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寻找理论建设的突破口。哪些概念、命题有可能经过发展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成为近来众多学者思考的重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而且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
王逸舟指出，冷战结束之后，各主要国家都在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为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只有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种范围广泛的“外交转型”中的许多具体、突出的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才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口号。58
梁守德提出以“权利政治”为主题构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他认为，必须在国情与世情（世界形势）的集合上铸造中国国家特色。世界最大的世情是各国日益增长的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同国际经济政治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