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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大使馆进行，由赫鲁晓夫作东。
第一天的午餐是杰奎琳（肯尼迪夫人）向赫鲁晓夫施展魅力的唯一机会，而她也做得尽善尽美。有一次，赫鲁晓夫列举乌克兰目前按人口计算的教师数量，并把它与沙皇时期的数字比较。总统夫人轻柔地说：“哦，主席先生，不要用统计资料使我厌烦。”他笑了起来，接着对她说，俄国的太空狗“斯特列尔卡”刚刚生了一窝幼犬。
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进行首次会谈时，杰奎琳起润滑作用的魅力就用不着了。这位主席尽管身材矮小，在这儿给人的印象却更深刻。他浑身透出一种粗鲁的活力，他目光锋利、敏锐，给人的印象是对他的侮辱能立即作出愤怒的反应。在紧张的小范围会谈开始后，冷若冰霜的气氛终于逐渐消失。赫鲁晓夫询问肯尼迪对葛罗米柯的看法。杰克（肯尼迪）说：“我的妻子认为他的微笑很美。为什么您问这个？”“噢，”赫鲁晓夫说，“许多人认为，葛罗米柯看上去象尼克松。”
会谈渐渐变得严肃起来，赫鲁晓夫的举止变得粗鲁蛮横，说话也粗声粗气了。肯尼迪坐在那儿听着，等候开口的机会。“我们承认我们的错误，”肯尼迪终于说话了，“你们什么时候承认过你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赫鲁晓夫答道，他承认过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在肯尼迪指责他支持“解放战争”时，他答道，它们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肯尼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接受历史必然性检验的，他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说明共产主义少数派如何试图推翻在自由选举中受到人民支持的政权。
可是，赫鲁晓夫寸步不让。如果他想不出适当的答话，就坐在那儿，保持缄默。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引起他狂怒的事来。肯尼迪说，判断错误可能引起核战争的危险。用总统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勃然大怒起来。他叫嚷说，‘判断错误！判断错误！判断错误！’我总是听到你们的人、你们的记者、你们在欧洲和其他每个地方的朋友说这个该死的‘判断错误’！你们应该收起这个词，把它藏在冷库中，永远也不要再使用！我厌恶这个词！”
在座的人都局促不安起来，接着就休会共进午餐。在午餐时，总统伸出手摸了一下赫鲁晓夫的一枚勋章。他问：“这是什么勋章？”赫鲁晓夫吃了一惊，接着得意地说：“这是列宁和平勋章。”肯尼迪温和地说：“我希望这些勋章能使您保持和平。”
杰克后来说，与这位俄国人的那些会谈是“世上最艰难的差使”。当他们由译员陪同分开坐着时，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赫鲁晓夫的僵硬态度变得越来越明显，肯尼迪也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不过，最终还是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达成了某种妥协，得出了某种一致意见。
可是，在这些会谈中，肯尼迪找不出“和解的领域”，他事后说。杰克本想指出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数百万美国军队，数百万苏联军队。实际上，赫鲁晓夫也有这种忧虑。不过，在这儿，他拒绝接受无论如何有助于防止一次大屠杀的任何让步，任何修正，甚至最小的修正。只要总统一提到这件事，赫鲁晓夫就会再次宣称，他准备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
肯尼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谢他的坦率，并回答说，他将报以同样的坦率。盟军留在柏林不是由于什么人的默许而是战斗的结果。在波茨坦，苏联承认这个事实，签订了给西方盟国占领军合法地位的协议。后来盟军根据那项协议才作出了某些正式的、有约束力的保证。如果美国同意从柏林被赶出来，它今后的承诺就会受到蔑视。因此，美国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很典型的。他说，肯尼迪把国家安全作为美军留在柏林的借口；或许肯尼迪的下一步行动还将占领莫斯科，因为这也将改进美国的战略地位。总统严肃地说，美国人不想到任何地方去，他们只是决心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
两天的会谈如期结束，最后在俄国大使馆共进午餐。肯尼迪郁闷地坐着，拨弄着食物。有人提醒他，该是离开的时候了。“不，”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不按时走。在我知道更多的情况以前，我不走。”他把赫鲁晓夫拉到一边，再次议论柏林形势。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在12月，他将同东德签订条约。签订条约后，他将不承认美国有权留在西柏林。如果美国对此选择发动战争，“那是你们的问题”。肯尼迪严厉地说：“希望强行作出改变的是您，不是我。”赫鲁晓夫耸了耸肩。他再次声称，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肯尼迪怒气冲冲地说：“那将是一个严冬。”
肯尼迪在维也纳认识到言行一致不是俄国人的长处。他得出结论：苏联人会置世界舆论于度外，毫不犹疑地改变他们原来的立场。
维也纳会晤后不久，苏联大使带着两个人拜访白宫，随身带着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幼犬。大使递交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满足肯尼迪夫人的愿望，特把小‘普辛卡’带给您和您的家人，它是知名的宇宙旅行者‘斯特列尔卡’的直系后裔。‘斯特列尔卡’于1960年8月19日搭乘宇宙飞船作了一次旅行，并成功地回到了地球。”肯尼迪对这条狗凝视了一会，然后目不转晴地看着杰奎琳。她用手掩住嘴，小声说：“当时我只是想使谈话……”
俄国人的下一步行动是由葛罗米柯拜访宾夕法尼亚大街600号。葛罗米柯没有说出多少新东西。杰克听着，抽着雪咖烟，没有作出让步。葛罗米柯提出，让西柏林成为国际区，包括建立西方和共产党的联合警察部队。肯尼迪摇了摇头。“为了取得一个果园，您给我们一个苹果，”他说，“我们不在这个国家作这种事。”
不管怎样，这次拜访是值得注意的，这至少是一种迹象：赫鲁晓夫已开始逐渐后退。有次，他对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帕克说：“我认识到，与我所希望的相反，西方大国不会签订和平条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地位；我清楚地知道，你们不可能逼着自己走这一步。”看来，喉咙口的这块骨头不是真正无法忍受的。“您知道，”他继续对这个比利时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亿万共产党人中间，两百万人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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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3287
Title ：你的判断是否公正
Author ：
Issue ： 总第 42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李一朋
一个名叫格洛伊尔①的姑娘是否比一个名叫贝莎②的姑娘更使人感兴趣？在电话里短时间听到的一个人的声音，能否作为辨别他主要性格的根据？凭一张像片是否就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国籍？黑皮肤的罪犯是否比金发碧眼的罪犯更常见？
显而易见，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从掌握的材料来看，相信这些事情的大有人在。你可以去问一个大学里的男孩子，他是愿意在第一次互未见面的约会中碰到一个叫格洛伊尔的姑娘呢，还是一个叫贝莎的姑娘？或是去问一个姑娘，她愿意遇见一个叫理查德③的男孩子呢，还是一个叫卡斯贝特④的男孩子？在人们的头脑里——正如你也是这样——名字总是同一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而站得住脚的理由几乎没有。
“意大利人”一词会在人们头脑中唤起一个肤色黝黑、易冲动的人的形象；“知识分子”一词则会使你眼前出现一个瘦长、安静、戴一副玳瑁边眼镜的人。“罪犯”似乎是指一个皮肤棕黑、面孔陌生、衣衫不整的人；而“婆婆”一词会使你联想起一个冷酷女人的脸。
这样一来，我们只需听到一个词，就已经准备好现成的解释了。我们能够不假思索地想象出爱说话的爱尔兰人，节俭的苏格兰人，吝啬的犹太人，不动感情的瑞典人，高大而富有的得克萨斯人，爱激动的拉丁族人，易动怒的银行职员，粗俗的卡车司机，头脑简单的警察及举止笨拙的女驾驶员。但是忽然间，我们会遇上一个能干利索的女驾驶员，或是一个在爵士乐厅里消磨傍晚的银行家；我们还会碰到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警察和一个穷困潦倒的、矮小的得克萨斯人；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苏格兰人和一个性情沉稳的拉丁族人。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放弃头脑里的那些模型呢？恰恰相反，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事实作为“例外”而搁置一旁，然后等待那些能套入我们模型中的人出现。
一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那德大学的学生们曾被叫去看三十张吸引人的陌生姑娘的照片，并被要求按照“喜欢”、“漂亮”和“聪明”这样的分类分别写出自己对每个姑娘的评语。两个月之后，这些学生又被叫去看这些照片，但这次每张照片都给起了一个虚构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名字。把两次评语拿到一块儿进行比较时发现，在那些名字代表着某些民族的面孔中，被评为“漂亮”的减少了，被“喜欢”的就更少了；与此同时，有美国名字的姑娘突然间似乎都变得更好看，更令人喜欢了。
为什么我们总要坚持这种对世界草率下定义的做法呢？这起源于我们的童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一眼看出电视中“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小孩能很快就掌握一份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人的一目了然的名单，而这些定了型的看法是很难被抹掉的。
我们带着这些标准的形象告别了童年，以后这些形象又不断地被电影、书籍和其他娱乐手段反复加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四十是由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人组成，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国杂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属于这些人的。在我们听到的和不断重复的笑话里，有各种一成不变的角色，这是证明我们用定型法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