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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孔子所宣扬的不是于丹所谓的快乐哲学，那么是什么。
如果要从《论语》中选取一句话来概括孔子的思想，我想选的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当然，“仁”、“义“、“礼”等在《论语》中出现的高频词汇也并非不重要，但我认为这些概念可以被涵盖到这句引文当中。孔子毕生的努力，是令周道复行于东方，即恢复他所知道和构想的周代政治、伦理制度。
孔子为什么要复行周道？可以简单说他是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吗？
不是。
联系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曾经作为绝对权威的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之间征伐连连，政府政令朝令夕改，人民的生命财产涂炭于战火。孟子曾说过：“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期（实际上战国时期也如此），各诸侯国之间为了抢夺地盘、扩充实力而进行的战争，没有哪一方是拥有正义性的。
孔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深切地看到了苦难，感受了苦难，并且热切地希望把人们带离苦难。他讲“仁”、“义”，正是因为当时的现实状况不仁、不义；他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因为当时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老子不像老子，儿子不像儿子；他讲“礼”，正是因为礼崩乐坏，古老的礼乐文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瓦解。于丹称《论语》教大家“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如果真是这样，孔子教给大家的应该是不仁、不义、不父、不子……还是借用一句《论语》里面的话来为孔子叫屈：“何有于我哉！”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哪里有这个素质啊！”
诚然，孔子所构想的那种可以借以恢复太平世道的所谓“周道”，和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一样，实际上很难把理论转化为现实。但这绝不意味着他的学说和主张就因此而贬值。
孔子在构想“周道”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奠定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虽然这些标准有时显得有些苛刻，部分生硬的条目在今天看来过于僵硬。但不可否认，道德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价值标准给予了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尺度。因此，将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在文明发轫之初悬置得高一点是有必要的。这就好比对小孩子的教育，一开始我们要教小孩诚实守信，虽然实际上成年人都知道人一辈子不可能不撒点谎、说点假话。如果我们一开始便教小孩子既可以诚实守信，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说点假话，那么在小孩子的心中便绝对树立不起道德的威信了。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孔子的“仁”、“礼”、“孝”等道德规范之所以还像DNA一样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里，和孔子设置的标准之高是分不开的。
关于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其集中在《论语》中的具体思想，本书将在其他文章中加以辨明，在这里不一一展开。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确，孔子绝非安于现状的快乐哲学代言人，也绝非卖弄厚黑的成功学家。他是一个以生命履践理想的大哲学家、大英雄。正因如此，他才无愧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那个伟岸而孤独的身影，才有资格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文化脊梁。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是最简单〃吗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吗
——兼说“论语”两字的含义
文/庄樗
《论语》是记载孔子与他的弟子、孔子与当时的人们以及孔子的弟子们之间言论的书。当时的人们对于孔子的言行推崇备至。他的弟子和当时的人，一个个跟在孔子的屁股后面，不只把这个圣人的言谈记录下来，而且把孔夫子身体力行的实践都做了备份。他们都知道，这个伟大的人物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千古芳名。他的弟子，能够称得上登堂入室的据称有七十二个。这七十二人留下了七十二本笔记，因而有“七十二门徒，七十二《论语》”的说法。而那些七十二门徒之外的人们，以及那些没能听到课的人，就相互借用、传抄笔记。
后来，经过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的编撰整理，删改相同的部分、影响孔圣人的形象部分，终于辑成一本书。这部书可以考证的最初的成书年代是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
这个第一次定型版本，一直流传到了
秦始皇统治的时代。秦始皇后半生，执著地希望能得到长生不老的方术。他榜招天下能人术士，希望能够获得长生不老的方法，使天下永远在他的统治之下。他不惜投出大量钱财人力，极尽所能，试图长生。炼丹师们从中牟取暴利，加官晋爵，顺带把秦始皇当成了小白鼠，做新药的试验。最终因为受到方术之士的欺骗（比如徐福，携带五百童男童女和钱财，消失海上，据说去了日本做了天皇），秦始皇大怒，以为受到读书人的愚弄，于是“焚书坑儒”。
这一场秦火虽然针对的是炼丹师等方术之士的书，但是却几乎烧尽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大部分书籍，《论语》也不能免遭这种“殃及池鱼”的祸害。
秦火过后，孔子的再传弟子们，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把印象中的《论语》给重新记录下来，便有了《鲁论语》和《齐论语》这两本书。在汉初，它们属于今文《论语》。内容上，《鲁论语》和《齐论语》相差应该不会很大，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孔子的弟子们因为自己的理解和记忆的偏差，但是复述的弟子们距孔子生活的年代非常接近，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的版本也并不是那时的版本。
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语》为原本，参照《齐论语》版本，把两本书合而为一，定名《张侯论》。
再后来，因为孔家大作装修，有人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比《鲁论语》和《齐论语》更早的版本，即《古文论语》。
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师郑玄根据张禹所编辑的《张侯论》为基础版本，又参照《古文论语》和《齐论语》，为《论语》作注，即《论语注》，后世流传的版本，即是由此定型下来的。
虽然仅有二十章的语录，但是《论语》经过历代的注疏，俨然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它有一条基本的核心线索贯穿在其中。可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于丹教授的《于丹〈论语〉心得》，无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把一本传销书籍冠上了“论语”的名字。须知她于丹也并非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问题是，在辉煌灿烂的汉语里，还有另一个词叫“牛嚼牡丹”。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于丹教授在这里给《论语》是什么样的语录作了一个介绍说明，大致就是以下两点：一是《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二是《论语》是一本快乐哲学，一份“心灵鸡汤”。
我不知于丹“教授”是否把“简单”这个词的意思等同于“朴素”。我们可以在《汉语大词典》里找到“简单”的三个解释：“①单纯，不复杂；②谓经历、能力等平凡；③疏略草率。”明显，以上三种含义都不能对《论语》是什么作一个形容。比如我们可以说，真理是朴素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轻易说：真理是简单的。
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论语》是一部怎么样的“最简单”的语录。有关“论语”两字，历代论说还是有些小小的争议的，但是各种说法对于界定《论语》是怎么的一本书，起到了导向作用。
首先，最早的论说可以溯源到汉初刘向的《别录》：“《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这是说，《鲁论语》总共二十篇，都是由孔子的弟子们记录的，记录的是孔夫子美好的言谈。这种说法，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语言的记纂，与《汉书·艺文志》所持的观点基本相同。
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查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点说法，得到了众多的支持。今人杨伯峻先生在他所撰写的《论语译注》中，承认的就是这种说法。
以上说的是关于“论语”两字的第一类解释。这第一类解释，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论语》是对有关前期儒家学派言谈的记录，是一本口水账。我们知道，儒家学派对中国两千年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个学派的前期言谈，是否如于丹教授所说的一样“永远是简单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向于丹教授和她读古代文学研究生时的导师请教。不知她的导师会如何回答呢？
对“论语”二字的第二种解释是把“论”字解释作“伦理”。按照东汉经学家刘熙在他的著作《释名·释典艺》中所解释的是：“《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也就是说，《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叙说伦理道德的书。
可以查证的资料有，东汉末年的刘玄所认为的相似观点，他认为：“论，伦也；经世，治世”。这种说法，比所谓的“伦理”更为确切，指的是经世治国之大业。这也正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的来源。
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我们先暂且不论。但是，《论语》被历代的统治者和读书人认定作是经世治国的“圣经”，却是有证可查的。历代有关《论语》的注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于朱熹的注释。
朱熹是宋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