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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礼”是一套等级制度，社会上不同的人，按照礼的要求都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段话说的是，没有礼就没有办法辨别君主与臣民、上级与下级、年长的人和年幼的人之间的地位差别；没有礼就没有办法区别男人和女人、父亲和儿子、哥哥和弟弟之间的亲属关系，没有办法区别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
可能有人马上会想到，正是这套封建礼教，曾经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刘兰芝，出嫁前是一个知书达礼的闺秀：
十三学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出嫁以后，谨守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每日辛勤劳动：
夜夜勤作息，三日断五匹……
但在封建礼教上升的东汉末年，这样一个聪明能干、温顺贤良、知书达礼、千年难得的五星级“媳妇”，却被婆婆认为不守“妇道”。她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原来只不过因为聪慧而多了一些主见，因为爱而漠视“夫贵妻荣”的观念，拒绝兄长逼她嫁给“足以荣汝身”的“第五郎”。放到现在，她这些不能宽恕的“缺点”，还能说是缺点吗？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可谓数不胜数。但是这是孔子的错吗？我们知道，任何真理离开它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就可能变成谬误。孔子所主张的“礼”，根本目的就是要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中和作用，也就是要达到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指出了“礼”与“和”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的礼治观点，就是要人们在遵守礼法的前提下和睦相处。一方面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讲原则，为“和”而“和”，不以“礼”来进行约束，也是不行的。用这一主张来处理人际关系，就是既要团结，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又要坚持原则，不能搞庸俗的一团和气，吹吹拍拍。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礼”并不是后世被封建王朝御用文人异化的“礼教”。那些礼教悲剧，不应该要孔子来“埋单”。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孟子已经开始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但孟子还是知道变通的，《孟子·离娄上》有：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意思是：嫂子落水了而不去拉，这就如同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法的规定；嫂子落水而用手去拉，这是对礼法的变通。
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孔子提出“礼”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奴隶制度开始没落，封建制度开始兴起，诸侯国为争夺土地和财富，连年混战，民众备受压迫。不同阶层的贤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救治社会混乱的良药。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借他的戏剧《间隔》里的男主人公的口所说的：“他人即地狱。”萨特认为，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身不由己，这个阻碍就是“他人”的目光。“他人”的目光是可怕的，它肆无忌惮的干预我的选择，使我在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甚至被迫做出我本不希望的选择。
也就是说个人处在人群中，总要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这就必然受到他人的限制。个人的欲望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限制就越多，尤其是在孔子那样一个时代，国王和贵族的欲望越膨胀，民众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越厉害，当挤压达到一定的极限、民众的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国家的变乱就会发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提出了“以礼治国”，《礼记·经解》也载：
“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礼记·仲尼燕居》说：
“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
“礼”又是衡量一个国家治乱的标准，《论语·季氏》中有：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孔子提出“以礼治国”的出发点，就是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社会动荡、连年征战的根源，就是新兴的封建阶级对传统的奴隶制度的背离颠覆，传统礼乐制度崩塌，但新兴的制度却又非常不完善。在奴隶时代，礼乐制度，能够达到一种制约的平衡，社会各阶层都比较稳定，它是适应当时的生产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但新旧时代的交会，总是伴随着制度的漏洞，人性的欲望往往在这种时候膨胀萌动，强势的阶层更加强大，弱势的阶层更加弱小，直到所有的生存空间被盘剥殆尽，最后只能揭竿而起。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的结果，也不符合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
孔子显然看到了问题本质的一面，但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的孔子能看得更远。孔子只能从已有的社会制度中寻找疗救社会的药方。周人制礼就是为了维护周的统治，在统治者内部，周礼可以防止和调节矛盾，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周礼既有慑服之威，又有收罗人心之用。正因为礼在治国治民中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孔子才以仁爱之心，本着救治社会、救民水火的目的，高举起“以礼治国”的旗号。
对于民众个体来说，礼也十分重要。这时“礼”主要表现为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礼节”。孔子认为礼是一个人生存于社会的根本。他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孔子教育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还教育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礼记·曲礼上》说：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礼记·冠义》说：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孔子认为人与兽的本质区别就在是否知“礼”，对于个人来说，“礼”是一种自身修养，既包括内在的道德水平，又包括外在的礼仪。《论语·乡党》：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言言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食不语，寝不言。”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开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孔子在交谈、坐卧、站立、行走、乘车、寝食、服饰、出使外国、接待贵宾、与友交往、馈赠礼品等方面遵循礼仪、执行礼仪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可见孔子是言行一致，完全按照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孔子主张复兴周代的礼乐制度，但是也不是全盘照搬，他还把“仁学”的新鲜血液注入了“礼学”之中，阐述了“仁”与“礼”的关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对于个人来说，孔子主张的“礼”，是在外在的行为规范内，纳入了仁爱之心，即“仁”为实施“礼”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所有的“礼”就变成了虚礼，徒有形式，这样的“礼”是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道再好吃的菜吃了两千多年，总也有腐败变质的一天，历代的封建御用文人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为本朝本代的政治需要服务，为孔子的“礼”添加一些作料。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结束，鲁迅先生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为这道做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大餐下了一个血淋淋的结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五四运动时还直接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孟之道的口号。
时间又过了将近百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我们再次提到孔子的“礼”时，还有必要像百年前一样激愤而粗暴吗？确实，那些为维护皇权、专制、封建等级秩序而被后代统治阶级强加于儒学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封建礼教，应被我们要像抛弃“烟枪”一样弃如敝屣。我们应该去接触传世文献中那个真实的孔子，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取其精华，同时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礼仪，以此来规范我们的举止、行为、语言，来提高全民族的礼仪素质，使我国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屹立于世人之间。
质疑于丹对“士”的解释（1）
文/唐唐
《于丹〈论语〉心得》的第95页，对“士”的概念进行了解释：
学生子贡去问老师：“何如斯可谓之士矣？”怎么样才可以叫做“士”呢？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以天下为己任的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概念非常重要。阅读古书、学习历史知识、探求古人真实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