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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大会的讨论。仅仅在几年前还被骂作是走资派刘少奇可憎的副手的邓小平，现在以救世主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很欣赏他的能力，对他崇尚实用的观点也可以接受。此外，邓小平在军队里深得人心。
周恩来机敏地在大会上说，所有的政策讨论都已有定论。他解释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这样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也没有人能指责他背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他下面的推论显示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失败了：“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周恩来正回到他那出色的而在５０年代却被极大忽略了的政策上去，他认为必须“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再次平静地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然而，周恩来在个人讲话中，仍不忘恭维他一番。
人们只能在周恩来报告中关于国际局势的部分听到防御性的调子。这说明他与尼克松的调情仍不受党内一些人的欢迎。“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用这句诗来说明当时世界正处在“天下大乱”之中，中国对此应该表示欢迎，因为它使得敌人乱成一团。天下大乱使得第三世界组成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一事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周恩来晚年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中国接近美国只不过是这个长期战略中的一个战术：“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周恩来举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１９１８年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作为中国与美国的有益的妥协的先例。他还觉得有必要指出，在和约问题上，列宁曾经在人民委员会中居少数。是不是周恩来在与尼克松搞缓和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多数太微弱？他给他的中国听众们留下了一个他们所欣赏的比喻：“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同样在１９７３年，周恩来正式与数量惊人的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专家重修旧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帮助外文出版部门编辑和翻译宣传材料为职业。他们中有一些人变得比毛主义者还毛主义，并且还不明智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另一些人要显得更谨慎一些，但他们在红卫兵的仇外沙文主义狂潮中深受其害。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周恩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承认在不久前，有人做了一些有损外国专家的坏事，他代表政府对他们表示歉意，并答应要纠正错误。他边说边穿行于各桌之间，走遍了６０张桌子，向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祝酒、问候，并与这些外国朋友握手拥抱。他以他的一贯作风要求他们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一次磨炼，认为他们是创造新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周恩来承认，中国在对待外国人问题上存在着沙文主义和激进主义。他问道：“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阻止这种事将不利于中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但人人都知道，绝大多数负责日常事务的党政官员可不这么想。
出于设计一个遏制超级大国尤其是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考虑，周恩来这时变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欧洲联合的拥护者。他对荷兰来访者说：“美国和俄国都不可信，欧洲必须集结起它自己的力量。”他邀请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和数以十计的欧洲著名人士访问中国，希望能说服他们停止彼此之间的争吵，加强他们对苏联的防备。
对周恩来来说倒霉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使得他在这个美国总统身上花的功夫几乎白费了（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与外国首脑的私人关系）。他在１０月份直率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水门事件将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它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它在中国甚至不为人知，因为中国的新闻界对此不加报道。他认为最好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希望尼克松能够度过难关。
当基辛格在这年秋天再次访问北京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似乎不太妙。“他过去具有洞察力的思想火花正在消失。”但基辛格自己也有些失常，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他显然对周恩来正在政治上深受其害的“反孔运动”作了错误的估计，他把毛泽东的中国仍看作是一个十足的儒家社会。这样的哲学妙语在一两年前可能会让周恩来高兴，但现在则有些过分。那可怜的翻译甚至还没来得及译完基辛格的评论，周恩来就回以一通激烈的驳斥，这是他第一次在基辛格面前失态。
第三部 开国总理第8章 握手言和（4）
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最奇怪的时期。看起来很像是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的务实政策，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他过分的信任。主席的头脑似乎异常，其中一半带有激进思想，而他对这种思想的实施者——他的妻子江青的感情似乎也令人难以捉摸。
１９７３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得知江青与罗克珊·威特克的谈话一事，这似乎是她突出自己政治形象的一种露骨手法，就像毛自己在３０年代通过埃德加·斯诺那支热情的笔所做的那样。毛泽东显然决定要与江青离婚，但周恩来认识到这样做将引发中国激进派的全面骚乱而难以收拾。因此，他强烈反对这种公开展示党内分裂并可能刺激江青走极端的做法。几周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封尖刻的绝交信给他的妻子，据说其中有这么一句伤心话：“我倒是很羡慕周恩来的婚姻。”
周恩来不但婚姻美满，他在阻止他的亲戚做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利用了他的特权的事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经过了５年的农村下放生活之后，他的侄子写信给他，希望能像文革前那样回到城里生活。周恩来因为不愿意被人看到他对自己的亲戚有特殊照顾，于是就拒绝了侄子的要求。①
１９７４年初，江青手下的左派分子加速了他们倒周的步伐。对他们来说，周恩来只不过是一个呆在总理办公室代表着过去的老人。在清除儒家思想影响的幌子掩护下，“四人帮”越来越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欣赏他生病又工作繁忙的痛苦。
有一次，周恩来正在与一个外国客人谈话，江青在一旁挑衅说：“我从未读过《四书》《五经》（在周恩来所受的教育中，自然包括这两部经典），可能总理是我们当中惟一读过这两部书的人。”
周恩来避开这个圈套，转而问“四人帮”中最有学问的张春桥是否读过这两部经典，张春桥撒谎说：“没有，我没读过，但现在我必须研究它们，以便摧毁它们。”
但“这个否定文革的最大的儒家”（这个称呼是指周恩来）略施小计，终于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不利局面。他接手这场反对身为儒家的他的运动，并把这场运动定义为反对林彪思想的运动。周恩来在这么做时是如此的积极，以至于毛主义者的航行方向也被他所掌握。这样，他就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他是不是这场声讨运动的真正目标？
但是，这场运动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损失。周恩来所鼓励的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文化接触遭到破坏。在周恩来支持下被邀请来中国拍片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其他几个艺术家都倒了霉，而贝多芬与舒伯特也都成为这次攻击的受害者。甚至周恩来进口成套设备来发展新兴工业的政策也被低毁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典型。
“四人帮“还给周恩来制造种种困难，不让他那么容易地与毛泽东进行日常谈话，而这种谈话在政治上对周恩来来说又极其必要。这样，他们就成功地剥夺了周恩来的一部分胜利果实。然而，尽管如此，“四人帮”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１９７４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６月和７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显要，尽管他这时已不再能像过去喜欢的那样一谈就是三、五个小时。
７月底，他还以他特有的作风，顽强地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在招待会上，他步履艰难、劳累过度，会后他仍旧回到病床上去。几天以后，他在医院对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４天以后，尼日利亚的戈翁将军被告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之中。外国新闻界声称周恩来患了胃癌，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种说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正在接受钴辐射治疗。
当布托总统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书房拜访毛泽东时，邓小平极力试图去填补周恩来留下的空白。周恩来的敌人也满怀希望地集结起来。“四人帮”授意他们的追随者写文章反对“当代大儒”。有一份省报也不失时机地斥责“一个地主分子，他经常装出十分老实和诚恳的样子，……但却在暗中用他的假仁假义来蛊惑年轻人。”据说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个轻信的农民老党员（代表毛泽东）被一个狡猾的叛徒引入歧途，而这个叛徒又是从国外回来的（这暗示周恩来在法国的留学生涯）。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则赶往毛泽东在长沙附近的隐居地去报告一个新的“阴谋”。他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他仍然‘忙’着找人谈话。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些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现在都由周恩来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