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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回答时，多少带着愤怒的声调：“我对我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这种负债感在小说进度缓慢时让我喘不过气来。在这么多年只写抒情诗搞翻译，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那些岁月，遥远却隐隐再现在我们面前。时间紧迫。我想记录过去，并为那些年代俄国美好高尚的一面而骄傲。那些岁月，或我们的父辈一去不返，而我知道，在未来的繁荣中其价值将会复活。与此同时，我试图描绘他们。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否真正成功，尽管有种种毛病。我觉得它比那些早期诗作更有价值。它比我早期的作品更丰富，更人道。那些诗作就像匆忙的速写——只要跟我们的前辈相比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不仅仅是小说家，布洛克不仅仅是诗人。那些作家的声音如雷霆一般，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相反：二十世纪那些肤浅的艺术家，以我父亲为例，他的每幅画用了多大的努力呀！ 在二十世纪我们的成功部分是由于机会。我们这代人发现自然而然成为历史的焦点。我们的作品受命于时代。它们缺少普遍性：现在就已经过时了。另外，我相信抒情诗已不再可能表现我们经历的广博。生活变得更麻烦，更复杂。在散文中我们能得到表达得最好的价值……”
“在你的同时代人的写作中，”奥尔嘉问，“你认为谁最经久不衰？”
“你知道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感觉。我在我的自传《安全证书》中用很长的篇幅提及这一点。我对他后期的大部分作品不感兴趣。而他最后未完成的诗‘在我声音之端’是个例外。形式破碎，思想贫乏，不均衡是二十年代后期涛歌的特点，与我格格不入。但那是例外。我喜欢叶赛宁的一切，他多好地捕捉到俄罗斯土地的气息。我把茨维塔耶娃置于最高处；她一开始就是个成形的诗人。在一个虚假的时代她有自己的声音——人性的，古典的。她是一个有着男人灵魂的女人。她与日常生活的斗争给予她力量。她力争并达到一种完美的透明。与我赞赏其朴素与抒情性的阿赫马托娃相比，她更伟大。茨维塔耶娃之死是我一生中巨大的悲痛之一。”
奥尔嘉问到年轻一代诗人，他说：“恐怕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多。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是相当有限的。而今天的涛歌总是显得很一般。像壁纸的图案，取悦于人但没有实质内容。”最后他说到自己，感叹道：“而每天的生活对我来说越来越复杂。对出了名的作家肯定无论在哪儿都一样。但我没有准备好这个角色。我不喜欢秘密与安静被剥夺的生活。对我来说，我年轻时作品足生活完整的部分，在其中照亮了一切。如今我必须为某些东西而斗争。所有那些学者、编辑、读者的要求不能不理睬，他们和翻译一起吞没我的时间……你应该告诉那些国外对我感兴趣的人，这是我的严重问题——时间太少。”
七
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中写道：“像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我年轻时深受布洛克的影响……”布洛克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一直处于鼎盛期，其霸权地位不久受到阿克梅派和未来派的挑战。
1913年，鲍里斯参加了一个名叫“抒情诗”的象征主义诗歌小组，他们出版的一本合集中包括他的五首诗（其中有“二月……”）。1914年年初，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云中双子星座》。他和另两个诗人离开“抒情诗”小组，成立了未来派的一个分支“离心机”。而未来派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山头林立，互相攻击。在他们出版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鲍里斯的三首诗和诗歌评论。在评论中，他拒绝了以相似为基础的传统诗歌意象。他认为，普通意象让阅读变得太容易。他提出一种邻近相切的修辞原则，即转喻。
由于“离心机”和未来派主流的分歧，导致了鲍里斯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一次见面。那是1914年春天，在莫斯科一家咖啡馆。马雅可夫斯基气势凌人，像骑摩托车似地跨在椅子上。他比鲍里斯小三岁，可当时他的名气大多了。在争吵中，鲍里斯发现马雅可夫斯基表面上狂热，其实缺乏安全感。自那次见面后，鲍里斯写道：“我把他的一切从林荫道带进我的生活。可是他是巨大的……我不断失去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帕斯捷尔纳克由于腿跛（小时候骑马摔伤所致），不符合当兵条件。自1914年到1917年，他在乌拉尔山区的一家化学公司当小职员，全身心投入写作。从那时起，他常常谈到自己像必须不断调音的乐器，而写作“尽量不扭曲鸣响在我们体内的生活之声”。1916年他的第二本诗集《跨越障碍》在莫斯科出版，得到好评。有人把它归入未来派。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莫斯科。同年夏天，他完成了第三本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这本诗集直到1922年才出版，为他赢得巨大声誉，得到阿赫马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高度评价。曼德尔施塔姆认为他“不是发明家和法师，而是一种新模式，一种使语言成熟并获得活力的新俄国诗歌结构的创始人”。1923年，他出版了《主题与变奏》，写于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岁月。
对于十月革命，鲍里斯远没有像马雅可夫斯基的那种狂热，他和阿赫马托娃及曼德尔施塔姆持审慎的欢迎态度。1921年，他母亲的心脏病日益严重，父母和两个妹妹一起前往柏林。他们虽然一直持有苏联国籍，却没有再返回祖国。鲍里斯和弟弟留在苏联。1921年，鲍里斯与美术学院学生卢里耶结婚。1922年夏天，他们夫妇获准前往柏林探望父母，在德国住到第二年的春天。这是最后一次和父母见面。此后鲍里斯一直申请出国探亲，从未得到批准。
在1917年这关键的一年，爱伦堡和帕斯捷尔纳克相识。他于1921年这样描述鲍里斯：“他生机勃勃，身体健康，而且具有现代人气质。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秋天、日落及其他赏心悦目却不能令人宽慰的东西。”
从柏林回到莫斯科，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居住的房间很小。1923年，当他们的儿子出生后，物质匮乏，手头拮据，日子越来越艰难。鲍里斯主要靠翻译维生。他的妻子事业心很强，但不会操持家务，加上脾气刚烈，夫妇关系出现裂痕。阿赫马托娃说过：“鲍里斯从不真正了解女人。也许这方面他运气不佳。他第一个妻子，叶夫根尼亚·卢里耶，是个有知识的女人，但，但，但是！她自认为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以鲍里斯得为全家熬汤。”
读了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鲍里斯十分震动，他也转向历史题材的叙事长诗，其中包括《高烧》、《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等，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与此同时，他和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频繁，陷入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在信中写道：“这是生活中第一次强烈体验到的和谐，它如此强烈，迄今为止只在痛苦时才有的置身于充满对你的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重和迷惘。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到爱，想了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期待回答的地方。”鲍里斯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刺伤了卢里耶，夫妇关系更加紧张。
1926年春，里尔克在跟鲍里斯父亲的通信中提到他，让他激动万分。他立即给一直崇拜的里尔克写了封长信，除了溢美之词，他也谈到俄国的现状：“我们的革命也如此——它是个与生俱来的矛盾：一个时间之流的断裂，却貌似静止而动人心魄的景观。我们的命运也如此，它静止而短促，受制于神秘而又庄严的历史特殊性，甚至连其最微小最滑稽的呈现也是悲剧性的……最近几天，在我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此前漫长的八年之间，我非常不幸，连死都无所谓，虽说在极度沮丧中从未忘记革命那崇高的悲剧成分。我完全无法写作，得过且过。一切已在1917至1918年间写尽了。”他把住在巴黎的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里尔克不久给鲍里斯回信了。这封写在淡蓝色信纸上的短笺一直被珍藏着，直到临终时还放在贴身的皮夹里，上面标明“最珍贵的”。
从1926年4月到年底里尔克病逝，在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开始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通信史，共留下五十余封书简。
在得到里尔克的死讯后，他无比震惊，专门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安全证书》献给里尔克。在1927年2月3日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他写道：“你是否意识到这简直荒凉到你我成为孤儿的地步？不，我不认为对你如此，那没关系。这无望的打击削弱了人类。我生活中所有目标似乎都被剥夺了。我们现在必须活得长久，悲哀的漫长一生——那是我的责任，也是你的。”
八
英国著名理论家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开拓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
191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以罗曼，雅各布森为首的“莫斯利·语言学研究小组”，1916年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以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为首的“诗歌语言研究会”，他们当时多数都还是大学生。后来被论敌统称为“俄国形式主义”。其鼎盛期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代，后来由于托洛茨基的严厉批判，加上随之而来的斯大林的政治高压，于三十年代销声匿迹。雅各布森于1920年移居到布拉格，和布拉格学派挂钩，后发展成结构主义。他作为犹太人在1941年移居�